“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股票流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视角，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经检验发现，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将2013年大宗股票交易规则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经进一步检验后发现，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正向影响是由股票流动性的信息效应路径和治理效应路径决定的，且信息效应路径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检验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旨在提升股票流动性的大宗股票交易规则改革对优化包括承担社会责任在内的企业行为产生了积极作用.总之，股票流动性通过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两个路径而对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了重要的反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