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与张之洞

辜鸿铭(1856—1928,名汤生,福建同安人)早年游学欧洲十多年,精通九种西语和日语,熟谙西学西政和其社会民情,得十三个博士学衔。回国后,在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湖北南皮人)幕府中任职,得到张的教导。辜鸿铭在文化史上的最大功绩是向西方“输出”东方文化,西     

评辜鸿铭的易学思想——兼论中国文化的核心

提起辜鸿铭,学者皆谓其是个古怪人物,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守旧派。其实,在近代他还是颇有远见的,他的一些言论探讨的正是儒学现代化的问题。他的最大贡献是向西方“输出”东方文化,西方人早就把他与印度的泰戈尔并称为近代东方文化的两位代表,而且“泰戈尔只是一位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外,还是一位政论家”。庚子年前后,他在参与中外交涉中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情感,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以西学折服     

朱熹、新儒学与东亚现代化模式

一、“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和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世界上的文化分为东西两大类，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基础，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根源于儒学①。儒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孔子生活于东周中期（春秋末年），他把中国远古时代至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进行总结提高，提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问政》），把中国文化从原始形态上升到成熟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就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义文化的方向，“仁以爱人，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朱熹高徒——陈淳的哲学思想

南宋理学家朱熹任福建漳州知府时,听说有个年轻画家寄宿在城内东桥亭佛庙里,便去见他,当面要其画一幅“月亮园”相赠,画家答应过几天派人来取。朱熹连续两次派衙役去取,画家皆因月亮尚是朦胧如眉,回话再过几天。不几天朱熹又派衙役去取,又因月亮还未园满,依然说过几天再来,经衙役再三恳求,画家从地上拾起一枝甘蔗粕,看了一下月亮。蘸了浓墨在纸上一钩,付与衙役带去。衙役想这样画一钩墨,回去一定挨骂,便自作聪明到书坊买了一幅最好的“月亮园”顶替。朱熹看了大发脾气:“你敢骗我!是这样的俗画吗?”     

论李退溪的道德心性思想

<正> 李退溪(1501—1570年)是朝鲜李朝时期中国朱熹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说被称为退溪学。李退溪是孔子、朱熹之后儒家思想的代表者,退溪学是十六世纪后东方文化的体现。退溪学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是当今国际学者研究东方文化的热门课题。道德心性论是退溪学的核心部分。本文就李退溪的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     

闽学和闽学的发展阶段及派别

历史上一般把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福建朱子学派称为闽学。朱熹之后,它发展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影响及于日本、朝鲜等国,近代又传入西方,成为世界性的学说。学者们颇为忽视的问题是:当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思想超出福建范围具有全国以至世界意义后,它的故乡福建还有否闽学?如果有,朱熹之后的闽学是怎样发展的?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本文就此提出一些粗浅看法,旨在起例,以引起学者们对闽学的注意。一、闽学是宋元明清时代闽中之理学     

朱熹籍贯由鲁至闽考

<正> 一关于朱熹祖籍的个疑问中国宋代理学家朱熹,出生于福建南剑州(府治在令南平)的尤溪,后定居在福建建宁府(府治在今建瓯)建阳县的考亭,因此被称为建人或考亭人(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见清光绪《续修紫阳堂朱氏家乘》卷一《明宗》;清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七六《丛谈·建宁府》)。至于朱熹的祖籍,一般来说是指徽州(府治在今安徽歙县)、婺源(今属江西)。由于徽州辖境在晋隋间为新安郡,又因徽州有紫阳山,朱熹在序跋和其他论著中除署称“婺源朱熹”外,还署称“新安朱熹”、“紫阳朱熹”。但是,朱熹的个别序跋或论著有     

严复前期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近代中国空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灾难,使当时的志士仁人进一步思考:中国将向何处去?西方富强、中国衰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了寻求救国保种的真理,他们走向世界,比较了中学与西学,得出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结论。在他们中间,贡献最大者当推“天演宗哲学家”严复。由于严复具有与同时代其他人相异的生活环境,尤其是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因而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较系统地比较了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思想家。严复所谓的新学即西     

南冥学是韩国性理学之正宗

曹南冥是韩国李朝著名理学家,其学说被称为南冥学。南冥为学,主反己修身,诚意正心,笃实践履,力避空谈心性天理,既合东方儒学的基本精神,也切中时弊。从南冥学的为己之学、内圣外王和宋学思维方式等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南冥学是朱子学的分支,是韩国性理学之正宗,曹南冥是接续孔孟道统为己任的程朱理学在韩国的典型代表。     

研究福建地方哲学大有可为

中国哲学史界已普遍意识到,在基本把握了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总画面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加强纵深方面的研究,如研究某一哲学思潮或地域性的学派,为在不久的将来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的更高的综合作好准备。在这方面,福建省中国哲学史工作者作了努力。在去年召开的年会上,他们交流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认真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