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

宋明理学是新儒学,仁集中体现了宋明理学的这一特征——既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又是创新:如果说宋明理学家对仁的重视秉持了孔孟的思想旨趣的话,那么,对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则体现了有别于孔孟的新认识。在对仁的诠释和论证中,宋明理学家一面强调仁与爱密切相关,一面将仁界定为"爱之理",在爱、恕、公的相互作用中臻于仁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时强调仁之一体中的差等和厚薄,最终将基于宇宙秩序的一体而等差贯彻到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人性论辨正

［摘要］学术界对于韩非思想的争议一直都没有停息,其中的焦点是：韩非是否是性恶论者？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有为还是无为？本文以“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为切入点,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集中体现了韩非对人性的看法,并且由此推出了法治主张。其实,这一命题是韩非思想一以贯之的主线,也是解读韩非思想的关键。     

谭嗣同哲学三题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近代哲学的特殊性,新旧交替、中西交汇使近代哲学无论理论来源、内容构成还是概念范畴、体系建构都变得异常斑驳、多变和复杂。这一点在谭嗣同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有鉴于此,如何界定、把握谭嗣同哲学的性质和特点,进而客观、合理地界定其地位成为谭嗣同研究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学术界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存在诸多有待探索的空间,对谭嗣同哲学的定性颇有争议,对于谭嗣同的评价也有待商榷。     

人的生存维度与生存危机的解决

人通过实践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展开和确证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的生成 ,也就是人的生存维度展开和获得确定性的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构成了人存在的三个最基本的生存维度 ,它们既是人生存的事实空间 ,也是人的理想境界和价值取向。当今世界的各种危机都可以归结为人的生存维度的失衡 ,只有从调节人的生存维度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摆脱危机     

康有为对荀子思想内容的阐发

在中国近代,康有为对荀子的态度前后之间判若两人,而这一切都与对荀子思想内容的认定密不可分。以礼为核心是康有为对荀子思想的基本认定,也奠定了荀子在孔学中的地位。可以看到,无论康有为对荀子是褒是贬,始终围绕着礼展开。不仅如此,他还以礼为线索,追溯、勾勒了荀学在历史上的传承和影响。     

梁启超做中国文化史的初衷和构想

流质易变的梁启超对史学的热情和研究二十余年不辍实属罕见。在1922年之后,随着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文化观的递嬗,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发生转变,开始以文化为重心,做中国文化史便是这一转变的结果。梁启超做中国文化史的构想不仅流露出对文化史的内容、分类和演变等基本问题的看法,而且秉持坚守民族性的文化理念——既是其文化观的贯彻,又是其国学研究的一部分。     

哲学史与哲学创新——读《张立文文集》

张立文先生通过梳理中国哲学的发展沿革,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成为和合学创新的哲学方法。和合学是张先生的哲学建构,也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创新。其中,从中国哲学史中体贴出来的三条＂游戏规则＂直接催生了和合学。     

严复对宗教概念的厘定与矛盾态度

严复一面强调宗教与道德相倚而立,肯定宗教存在的意义和作用;一面指出宗教由于起于信仰,不仅与科学背道而驰,而且禁锢民智,有悖自由,这奠定了他对宗教的否定评价。严复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矛盾的,这一矛盾而复杂的心态通过宗教的作用、存在、去留等问题集中体现出来。     

中国近代认识史上的困惑——谭嗣同、严复不可知论的比较研究

谭嗣同由于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强调感官的局限而陷入不可知论 ,严复则由于感觉主义和推崇经验、实证而走向不可知论。这使两人对不可知论的理解及其理论归宿大相径庭。但是 ,作为近代哲学的一部分 ,谭嗣同和严复的不可知论同样具有突破古代哲学的思维定式、肯定人的主体力量和贬低肉体、膜拜灵魂的共同导向。这是近代哲学区别于古代哲学的精神风韵 ,也是二人不可知论的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