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督的外交管理职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作为地方军事与边防机构的都督拥有较大的外交权力 ,他们可以通过使节和文书的往还 ,与对方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 ,也可直接与对方进行交涉谈判 ,解决双边之间的争执问题。虽然作为地方边防与军事长官 ,其外交活动须接受朝廷的领导 ,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央集权的削弱和地方分权势力的扩张 ,因而其外交权力较之于前代及同时期地方行政系统的缘边州郡 ,显得更为膨胀和突出 ,这是此一时期以士族门阀为基础的地方分权势力发展在外交领域的一个反映。     

曹魏屯田始于何年

关于曹魏开始屯田的年代,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因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明确记载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同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亦谓:“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而“定许”亦在建安元年。最近,高敏同志在《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曹魏屯田制萌芽于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毛阶建议“脩耕植,畜军资”。这一意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人们是有启发的。但是,其中也还存在若干问题,似应提出来进一步商榷。首先,关于曹魏屯田制萌芽于初平三年的问题。主要根据是《三国志·魏书·毛阶传》谓:“太祖(曹操)临兖州,辟(毛阶)为治中从事。玠语太祖曰:‘今     

南北朝皇朝递嬗与社会主要矛盾

皇朝递嬗是社会诸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最能凸显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皇朝递嬗的三种方式中,被“吏民”起义直接推翻者乃因皇权与“吏民”矛盾所致容易看清,而“禅让”和被强邻并吞这两种方式表面上看似乎是统治者之间矛盾所致,但实质上仍然是由皇权与“吏民”之间矛盾所决定的。南北朝时期,后两种方式尤为集中,无论北周并吞北齐还是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其根本原因皆然。北齐由强而弱、北周由弱而强并终于灭齐,源于两者对待“吏民”的态度和政策差异：北齐中后期统治者过度征敛“吏民”,激化了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削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而北周则注意调整、缓和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强化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均根源于皇朝中后期统治者对“吏民”的过度压迫剥削,从而打破了皇权与“吏民”矛盾统一体的平衡和稳定,旧皇朝内部新起的权势者则采取措施缓和与“吏民”矛盾而赢得“民心”并夺权上位。皇朝递嬗所凸显的南北朝社会的主要矛盾乃是皇权与“吏民”之间的矛盾。     

“忠心的看护妇”——记《独立评论》经理人黎昔非

本文对《独立评论》的实际主持人黎昔非的身份作了详细的考述,鉴于前人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模糊性,作者引证了大量的回忆录、原始信函,来证明黎昔非是受胡适之托的《独立评论》的经理人。     

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权力的掌控与人力(人口)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故破解中国古史分期之谜和正确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必须由此切入。权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高踞于社会任何群体、阶级、集团之上,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的性质,因此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而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又在于掌控了人力,人力掌控实为权力之源之本。据此剖析中国古代历史,则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第一时代经历了"兽群""姓群""氏群"三个阶段,既为历史文献、文字学所说明,亦为近代考古成果所证明。王权与"众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为第二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第三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尽管地主(由"皇权地主"与"吏民地主"构成)与农民关系也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而成为主要矛盾。从第二时代到第三时代,权力掌控从专制集权多元性、层级性、分散性的相对掌控,到专制集权一元性、全面性...     

汉代和亲问题三题

汉代的和亲存在直接的、单一的和间接的、双重的两种类型,以前者为多,后者为少;汉代和亲的基本属性是婚姻外交,其特征是两个国家的君主之间以对等性关系通过条约或协议而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政治性联姻;和亲并非中国古代独有的现象,而是通行于古代世界的一种外交方式,并非源自某一个地方,而是在许多文明古国都存在过,具有普世性特征。     

汉唐中央决策制度的演进及其特点

决策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核心,一定的决策制度是一定的政治制度的产物,又能动地影响、制约着一定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向及其性质。由统治集团中的哪些成员进行和参与决策,决策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如何,决策中的制约机制如何,决策的执行及其与行政的关系如何,这一系列活动的总...     

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而起的王朝 ,在许多典章制度方面都有开辟、创新之功。本文主要利用正史资料 ,讨论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方式问题 ,并就其特点和产生原因作了简单的阐述。     

略论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

唐代前期的外交管理体系已趋完善成熟,三省六部九寺制度下的外交管理机构分工细致,配合严密。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使职差遣制度盛行,原有的外交管理机构尚书主客司和鸿胪寺变为闭简部门,由宦官把持的鸿胪礼宾使,控制了鸿胪寺和礼宾院的实权,客省使把持了客省,从而控制了外交管理之实权。虽然唐前期奠基于三省六部九寺职官体制之上的外交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并未废止,但其职权已被各种使职差遣所取代,形成了一种皇帝和中书门下直接指挥之下的由各种使职差遣具体贯彻执行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的新的外交管理体制。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对五代和北宋前期的外交管理体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汉代的三独坐与朝会监察

汉代何以形成三独坐机制,必须将其置于特定场合--朝会中的特定职责--监察去把握.此三者官阶品级均在中二千石的九卿之下,正因为他们官阶秩次并不高,却肩负朝会中重要的监察职责,故需打破常规,令他们绝席而坐,凸显其威权,以利于其监察的权威性和执法力度.尚书作为特殊权力中心之参与朝会监察,一方面是在方针政策和制度等更高层面上进行监察,而与专职监察官员有所差异;另一方面则在原有监察官员相互制约机制上形成行政中枢与专职监察官员的一种相互制约关系,形成三位一体之监察机制,从而更为有力地保证朝会在皇帝的有效监控之下按照既定礼仪和法纪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