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像卷》观音造像与大理国的信仰结构

<梵像卷>的画面整体排布和人物造型体现了大理国异于南诏时期的信仰格局,从中能够找寻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刻痕迹,尤其是观音造像,更是体现了明显的汉系特征.替代了蒙氏南诏国的大理国必定要改换门庭,重新打造主流的精神典范.大理国佛教文化形态的选择,同时与中原的示范效应密不可分.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主干课程建设研究

社区管理与服务在我国城乡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属于新兴专业,其课程设置目前仍有待完善之处。这些问题包括总体社区工作课程过多且存在一定重复,忽略社区服务的具体环节和技巧教育,以及各课程之间相互区隔缺乏沟通联动等。笔者以为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主干课程,当以社区工作服务群众时所需的技能体系为基础进行设计。具体包括强化社区服务各环节技能的训练,并打破现有课程之间的藩篱,在不同的课程之间,尤其是社区工作专业技巧课程之间建立起前后的承接关系。     

高校行政工作非常态任务合作博弈分析

在高校行政工作中，一些偶然性、突发性的“非常态任务”不能通过划分岗位职责完成，而需要多个岗位人员的共同合作。这一合作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博弈过程，因此，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建立博弈模型，对行政人员之间的策略选择展开分析，为增强行政人员之间的合作从而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提供新的视角。     

试论我国民族品牌及其运营

优秀的品牌不仅在竞争中会处优势地位,而且会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随着我国进入WTO,中国将进入国际品牌竞争时代.因此,在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只有科学运作经营自己的优秀品牌才能抢占市场,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霍桑及其《红字》之三:拒绝救赎教义的社会悲剧

小说主人公海丝特抛弃了清教价值观， 决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但始终未能博得社会的理解，最后含恨长眠于“墨黑”的北美大地之下。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她的思想太超前于她所处的那个时代。但海丝特的抗争无疑代表了人类自古以来的“基本奋斗”，因而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她也就赢得了悲剧英雄的崇高地位。     

关于农村信用社模式改革的思考

农村信用社经过多年的改革许多省份都选择了省联社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的农村信用社有许多缺点。为了避免这些缺点，许多人建议将农村信用社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但如果再建立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容易使农村地区更难得到贷款的支持，所以建议在农村信用社下一步的改革中设立两级的农村商业银行。     

寻找迷失中的自我——《群鬼》的社会生态伦理视角

《群鬼》是易卜生的名著，国内外都有评论家对它进行过评论，但基本上都是从伦理道德的视角进行解读。然而若从社会生态伦理的视角对该剧的主要人物进行分析、讨论，则可得出：由于社会生态伦理的失衡，剧中人物都处于自我迷失状态。他们想要找回迷失的自我主体性，可往往走错了方向，离开自我主体性越来越远。其结果是，使得人物原本光明灿烂的心理状态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黑暗笼罩的破碎心灵，冰冷而寒碜，不断地发出阵阵祈求的呻吟：“太阳。太阳。”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美学的边缘化

汪曾祺所追求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美学思想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学中注定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即使进入新时期,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也让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瘼的作家以牺牲文学的启蒙的审美一维而获得了启蒙的文学的功利性的轰动效应,但他的秉性气质、生活阅历都决定了他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叙事风格与主流文坛的格格不入。到了文学与政治分离回归文学本体的九十年代,失去了对文学的敬畏和职业操守的新新作家在与钱共舞的欲望泥淖中将文学打扮成码字儿的职业,嗜短篇小说如命而且宣称自己只会写短篇小说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的汪曾祺也只能在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无名时代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位置了,这种边缘化的叙事美学风格在叙事题材的边缘化、叙事观念的边缘化、叙事风格的边缘化等方面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二语口语表达困难成因与对策探讨

二语口语表达困难是学习者遭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难题,而在中国这一问题则显得尤为突出,即所谓的＂哑巴英语＂现象。该现象的形成与输入、输出、语言习得环境、交际策略缺乏、情感焦虑、甚至是教师、教材等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只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     

清代满族诗人铁保与朝鲜文臣的诗文友谊

满族诗人铁保曾多次接待或接触朝鲜文臣,因为他刚正、平易,对使臣友好、亲近,又兼擅诗文、书画,因此深受朝鲜文臣敬重并与之有较多的诗文往来。他们的诗文交流重在表达对对方的友好和敬重,表达交流的愉快、和谐氛围和别后的思念之情,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他们的交流平等、和谐,且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铁保的品性、学问、言行转变了朝鲜人对满洲官员不满甚至敌视的态度。因此,他们的诗文交流不仅能使双方更快熟识、理解、建立友谊,也有利于两国政治、文化交流的进展,对改善朝鲜与清朝的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