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

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一是扫除文盲,二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水平、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由于传统的文化背景、民众对识字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在社教中强化政治教育而弱化识字教育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使扫盲的实际效果与扫盲理想相差甚远。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比较彻底的社会动员,后者显得更重要、更突出。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实现了在边区乡村权力主角的转换,并通过社会教育控制了全部乡村社会资源。     

略论延安《解放日报》的广告特色

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刊发过大量广告,这些广告从新闻之外的角度,为读者提供政治、经济、生活等信息,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它们不仅是解放区广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构成中国广告史重要的一页。这些广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尤其是本真、诚信的广告特色,对今天的广告业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企业危机管理模式探讨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 ,是企业危机因素在数量上的增加以及在影响程度上的加深 ,危机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危机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需要在企业内部构建动态危机管理模式。将危机管理能力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件之一 ,寻求危机状态和正常状态下统一管理的模式 ,在制度层面上防范和控制危机 ,更好支持企业的长期战略。从时间、制度和策略三维论述企业动态危机管理模式构建的基本问题 ,为企业构建动态危机管理模式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辩证地看待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一种法定权利,包括知情权与同意权。根据马克思“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思想,患者的这一权利既伴随着医方的义务,也伴随着患者自身一定的义务,因而该权利的真正实现需要医患双方辩证地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积极地履行各自的相关义务,当然主要依赖于医方义务的积极履行。     

对矛盾的处理、解决方式问题的再思考

谈矛盾的处理、解决方式问题 ,必须先看处理、解决矛盾的主体是谁。依此 ,分矛盾的一方对矛盾的处理、解决 ,矛盾外的第三方对矛盾的处理、解决及矛盾的主体对自身矛盾的处理、解决三种情况对此问题作了重新探讨     

基于流程的民营中小企业管理体系构建研究

本文分析了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其原因在于民营企业缺乏合理的产权制度与先进的管理制度体系.并根据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特点,创新地引入业务流程的概念构建其管理制度体系.文章采用流程优化与分析手段,提出以业务流程为主线的民营中小企业管理制度体系构建方法与管理制度体系框架.     

由赴港生子到生育公地悲剧的认识

赴港生子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新的人口现象,且多是能领社会风习之先的富人所为,其中必具诸多预示性内涵。文章通过现象解析、模型推演,证明在存在性别偏好的条件下,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率下降;放宽约束条件后,富人更具多生的潜能;进而对理性家庭最优生育选择必将导致的生育公地悲剧展开理论探讨;并佐以浙江省近年来人口发展资料,揭示出在目前我国人口发展新情境中,部分富人,尤其是民营企业主的生育意愿有被激活且渐行释放的迹象,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率似有持续走高之势,生育率反弹的势能似在不断增强。藉此,应该继续维持现有政策执行力,增强新型生育文化的引致力。     

退休年龄调整:为何如此纠结?

背景退休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之一。虽然有研究表明,我国自古就有"官员致仕"的做法,但作为一种规范性制度,其形成还应是工业化以后的事情。退休制度建立以后,各国均将其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依据各自的国情,各国政府在退休年龄、退休金水平以及领取退休金条件等方面均做了明确规定并不断完善。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

目前学界对宗教与信任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中国1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宗教信仰对社会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格局结构中不同半径群体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宗教对信任尤其是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3.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