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设计与运行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处于秘密状态和分散游击战争条件下,发展组织力量、密切上下级领导关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的需要.作为上级党组织了解下情、对下级党组织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的一种领导方式,巡视制度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德自由实在性的两种论证策略——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到《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先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在前者,康德试图通过自由和道德法则的演绎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然而,这种演绎因陷入隐蔽的循环而以失败告终;在后者,康德最终通过理性的事实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     

超越“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在普特南的视域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虽业已成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条,甚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但是这种彻底割裂、极端二分以致二者紧张对峙的做法却不断遭到质疑与反驳.比如普特南就立足于实用主义转向后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普特南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从而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阐扬从而显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明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青海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表明,青海区域发展不平衡,出现了"一个青海,三个世界"的现象,自然条件差异明显,生态贫困问题突出,矿产资源储量分布不均,基础设施覆盖差异显著,知识发展差异明显。促进青海区域协调发展要推动经济、人口进一步集聚,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缩小知识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民间法立场”生成路径辨异——兼评“民间法范式”

在当下中国法学研究中,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和立基于非理性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都形成了＂民间法立场＂,然而此＂民间法立场＂非彼＂民间法立场＂。由于分属于不同的哲学阵营,二者在法治、法律发展、法律方法三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回答。在民间法研究过程中不应忽视＂民间法立场＂生成路径的差异,急于寻求统一的＂民间法范式＂。     

儒家性善论的现代证成——唐君毅人性论探微

唐君毅的心性论是其思想体系的础石,可谓实现了对儒家传统性善论的现代证成。他认为,人在根本上是精神的,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具有"精神实在"之同源性,宇宙演进史就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史;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他不仅由人生各种现实活动的客观事实给予了人性本善的经验说明,同时从心性本体论揭橥了人性本善的客观形上根据,而且强调信仰人性纯善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主观需要;并坚持合"心"与"生"以言"性"而整合先哲的人性论思想,肯定人性的种种不同面向,以多面化、立体化而精神性的人性观对治各种片面化、平面化、物质化的现代人性论。     

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当代流变

经济学的传统是以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本文通过介绍经济学的发展,以一股新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系统思维或非理性主义的潮流,冲击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对经济学理论反思的同时,并对经济学的未来进行方法论的解读。     

国际私法性质的法理学浅析

国际私法的性质,即国际私法究竟应属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的问题,历来的争论和分歧均着眼于对国际私法规范本身的分析和研究,而问题的实质则应在法理学的层面上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文章从"国内法"论者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国际私法目的的认识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国际私法的性质应当是由国际私法的对象而不是其规范形式所决定;国际私法的目的是要对国际民商事交往当事人的行为予以制约而不是要去解决法律冲突。作者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国际私法应当是国际法性质的法律部门。     

从意识形态到历史科学--穿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事"难题

任何历史表述都存在叙事问题,即从特定的认识论、审美和道德结构来表述对历史的理解。叙事问题也即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它坚持现实与理论之间的辩证法,并因此保持对自身意识的自我批判,从而借由历史叙述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张力通往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叙事问题的解决方案,亦应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反思的基本依据。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进行检讨,需要从学科、理论和现实取向三个方面审理我们对这一历史进行表述的传统模式,从叙事角度提高我们的方法论自觉意识。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