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知识的基础——胡塞尔、弗雷格方法论比较

现象学学派和分析哲学学派都是20世纪哲学界的显学。本文认为独特的方法论原则往往能使哲学家在哲学探索中独辟蹊径,现象学学派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成就与两派各自独特的方法论原则息息相关,因此,本文试图追寻哲学史发展的脉络,比较研究充当“领头羊”角色的两位哲学巨匠胡塞尔和弗雷格的方法论原则,以加深对现象学方法和分析哲学方法的理解,洞察二者思想的精微之处。     

金融信用与大生集团兴衰关系探略

晚清状元张謇在为大生纱厂招募股本时,由于个人资信度问题致使直接融资受挫,从而认识到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逐步确立起信用至上的理念。在大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张謇坚决维护金融信用,使得个人和企业的资信度不断上升,成为大生走向繁荣的重要原因。近代金融业的“存迫讨”,导致张謇及大生因信用过度膨胀而陷入全面危机,这也是大生日趋衰落的潜因。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与金承光先生商榷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道义逻辑不是因为实际应用而产生,它不能够即时的被法律逻辑所应用并不表明它毫无作用;即使是在应用领域同样可以有广阔的前景;在知识表达领域,在多智能主体系统领域都可以看到道义逻辑在发挥作用。     

古典诗学原则：阅读教学的新视点

古典诗学原则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成分,是中华民族重要而又富有魅力的精神文化。它的诸多范畴以及重境界、重性情、重风骨、重体悟、重涵咏、重生成等基本精神,应当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源。这样一种古代与当代的契合,是文化的契合、资源的契合、发展的契合、育人的契合,所以,值得我们充分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古典诗学原则在阅读教学中的点化作用。     

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及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跨越论”中,曾有人提出苏联和中国是“跨越论”的例证。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有着客观条件的,持“跨越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动因与挑战

阿拉伯国家政制变革的根本原因包括阿拉伯国家的开明领导、国民和妇女的变革要求等。为适应阿拉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需要，阿拉伯国家的开明领导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致力于政制变革，如适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公民自由、提高妇女地位等。但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等原因，阿拉伯国家的政制变革进展缓慢，在新的历史时期，阿拉伯国家的政制变革进程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重要数据跨境流动背景下风险路径的识别与分级

重要数据的跨境流动引发了数据安全、国家安全等风险挑战。风险路径的识别和分级是对重要数据跨境流动进行预警管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复杂网络中的二分网络模型,对重要数据的跨境流动进行研究。首先,通过重要数据跨境流动的二分网络和关联网络识别风险路径;其次,构建基于网络结构和接收节点属性的目标风险路径方法以计算其风险值;最后,对我国某重要行业跨境流动的数据开展实证分析,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和精准度。本文旨在为重要数据跨境流动的预警管理提供量化方法,有效预防重要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风险,提升我国数据治理能力。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政府回应能力研究

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决定了政府必须不断提升回应能力的价值选择。在加强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如何从系统性视角审视政府回应定位、以整体性思维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值得关注。文章基于政治系统论,将政府回应全过程视为一个“输入—输出”系统,并结合数字政府建设背景,探索提出了以诉求信息的整合能力为基础、以公共价值的研判能力为支撑,以循证选择的决策能力为核心、以全程响应的督办能力为保障的政府回应能力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成都市为例,应用该“输入—输出”系统对政府回应现状与问题开展分析,结果显示成都市当前政府回应存在信息整合能力仍有不足、研判专业能力仍待提升、决策转化过程存在封闭性、全程响应能力仍需强化四方面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黄河河源文化

江河源文化是大江大河起源段的“地理—社会”空间文化。在黄河文化的研究中河源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看,黄河河源文化具有久远性、复合性、辐射性、传递性特征。黄河河源文化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表现为:将游牧文化带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底色;古羌人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众多族群（特别是藏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江河源区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文化和横跨黄河长江的人口迁徙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为一个整体。对江河源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有助于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