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内发展现代农业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现代农业是创新农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能力内生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其基础是城乡一体化.中原城市群的农业属于维持型农业,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带动能力弱.中原城市群不仅要建立先进的制造业基地,也要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基地,在农业生产率、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走在全省的前列,成为全国的示范.     

社论

庆祝联合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诞生50周年①,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来评价联合国系统自1945年以来的作为,并以此为基础,思考这个由许多组织机构、计划署、基金会和研究单位所构成的庞大系统——它所运作其中的国际体系或者说国际社会反映着对时局的不同理解,且随着冷战的告终而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在当前和今后承担的角色。     

论“中国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梦”视阈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开展“中国梦”教育要坚持理论教育与体验式教育相结合、主体性与发展性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利用好课堂教学主平台、校内各种媒介,推进“中国梦”主题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中国梦”社会实践活动,培育选树践行“中国梦”的先进典型。     

美国报业文化的媒介融合报道现象

进入21世纪,美国的一些报社出现了媒介融合报道（Media Convergence Reporting）的文化现象。媒介融合报道的核心理念是：由纸媒第一转变到网络第一,取各媒介平台之所长,用音频、视频、照片、文字等不同媒介形态,对同一件新闻事件进行描述。媒介融合报道理论认为：新闻不仅仅是独白,而是一种交流,媒体只有和受众互动,才能完成完整的新闻报道。     

发展理论的全球思维与中国行动——兼评《发展经济学:要素、路径与战略》

作为一个关注转型与发展问题的理论工作者,我比较早就开始了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1990年、1994、2000年分别出版了<发展经济学通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三本论著,同时还主持了多项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     

发展资金论纲要——兼论资金积累和集中的机制

我国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痛切地感到资金不足的瓶颈限制。在经济过热时资金严重短缺;在经济降温市场疲软时资金也严重不足。发展资金的积累和集中已经成为90年代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真实积累是筹集发展资金的基础 在商品经济中,无论是投入的增加还是效率的提高,都要由货币资金来推动,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的和持续的推动力。对正在或即将进入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的作用更为显著。同飞机起     

有关李劼人创作倾向的二、三问题

老作家李劼人一生辛勤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三部连续性的历史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还翻译了不少法国文学作品。可是,这样的辛勤劳动却不曾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对此,郭沫若同志于1937年6月7日曾在《中国左拉之待望》一文中着力指出:“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的女的的老的的少的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入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藉着各种各样的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以宽恕促进和谐:恢复性会议的教育学启示

20世纪90年代教育学界才真正将宽恕纳入研究范畴。成熟的宽恕在对话中完成,但目前的研究缺乏相应的实践性探讨。本文将恢复性会议过程中的宽恕实践,作为促进社会和谐方法,通过对恢复性会议的由来、结构、过程、肯尼亚学校师生冲突案例的研究,得出多方面的心理学启示。尽管中国文化并不存在真正的宽恕传统,恢复性会议的适用对象和效果也是有限,但仍为研究和谐心理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语言与联邦制:多元种族的挑战

种族、语言和宗教认同在最近 1 0年浮出水面 ,现代国家制度处理多元文化的能力面临挑战。这样 ,多语模式作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 ,在有关联邦制的实证研究中已成热门话题。这种研究与对联邦制的古典研究形成对照———古典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在制度上对国家及其各组成单元之间的权力进行划分。在这里 ,语言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方面是作为不同政治主体之间交往协商的宽松纽带 ,另一方面是作为深厚的意义体系而承载着历史、宗教、文化、礼仪和记忆的负荷。印度和瑞士相当成功地适应了多元语言状态 ,通过对比这两个案例 ,本文研究语言的上述两面性 ,并讨论宪政手段和政策工具让一个现代国家在面对多元种族挑战之时如何使地区的差异性和国家的统一性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