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侵权中风险责任的确立

基于环境侵害具有潜伏性和不可逆转性的特点,以损害实际发生为归责前提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环境侵权中的适用无法体现环境保护“预防为主”的思想。风险责任进入环境侵权归责体系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但风险责任的适用必须解决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特定化问题、损害预防和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以及风险责任本身在侵权行为法中的立法体例问题。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     

网络密度、高管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创新: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整合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通过对28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压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高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聚集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分散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均正向调节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但模仿压力的调节作用更强。通过构建不同制度压力情景下网络密度与高管注意力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本文推动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成熟的理论成果从一般创新向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繁衍,为企业绿色创新加入与主流理论的对话做了努力,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制度压力,以及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密度情况,选择合适的注意力配置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独立董事连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机理: 基于声誉效应与学习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次从独立董事连锁的声誉效应和学习效应视角,运用匹配(1:1 Pairing)+双重差分(DID)法研究独立董事连锁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声誉效应视角,独立董事连锁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且兼任公司家数较多的连锁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作用更明显;在学习效应视角,独立董事连锁能显著提高其董事会出席率,且该种效应主要出现在高学历的连锁独立董事身上。此外,本研究首次发现了独立董事连锁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传导机制,即通过提高连锁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出席率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本文的结果表明,我国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应当重视独立董事连锁的作用,这对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幼儿园教师游戏观与幼儿入学准备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索幼儿园教师游戏观类型及其与幼儿入学准备的关系,并采用中国幼儿园教师游戏观量表和 幼儿入学准备量表对来自福建省城乡不同性质的674 名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群体的游戏观可以划分 为：“高游戏支持和高学业关注”型和“高游戏支持和低学业关注”型,其中“高游戏支持和高学业关注”型所占比例较低;与“高 游戏支持和低学业关注”类型相比,“高游戏支持和高学业关注”类型幼儿园教师更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入学准备;个体因素（包 括教师专业、教师学历、教师资格等）对幼儿园教师游戏观剖面类型的预测力不显著。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黄河河源文化

江河源文化是大江大河起源段的“地理—社会”空间文化。在黄河文化的研究中河源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看,黄河河源文化具有久远性、复合性、辐射性、传递性特征。黄河河源文化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表现为:将游牧文化带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底色;古羌人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众多族群（特别是藏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江河源区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文化和横跨黄河长江的人口迁徙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为一个整体。对江河源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有助于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维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政治仪式作为国家政治社会化途径之一,本身就是以国家为单元的共同体凝聚机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中,政治仪式作为重要形式与展开路径,以其特有的时间性、空间性、公共性、共同性特征,推动了在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内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记忆刻写、在场体悟、价值引导、文化信仰、情感认同、行为规范等叙事实践,多维多层次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内核。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需要充分认识政治仪式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挖掘其承载的共同性价值,拓展其民族共同体建设途径。     

比较视野下东西方社会主义观:体系、起源与生成路径

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东西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两种典型的解释体系——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二者在基本内涵、总体原则、政策主张三个层面形成了两种阐释模式。这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形成,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双重意蕴紧密相连：“乌托邦主义”分化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流派表现出同质和异质的二重性,这使它们融合孕育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天然地具有双重基因。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化生成路径,是在社会主义双重基因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观念四重维度在不同时空综合作用的结果。沿着这一路径,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将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航向。     

网络丧文化视角下青少年负面情绪表达及意识形态隐忧

网络丧文化是折射当代青少年心态和境遇的一面镜子,其中裹挟的负面情绪是网络时代值得关切的传播症候。网络负面情绪的兴起,是阶层固化导致的生存困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交孤独而引发的一场亚文化实践。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这场亚文化实践最终演变为情绪宣泄和自我满足的生活标签与符号意义。网络负面情绪呈现出颓废、迷茫、无病呻吟与多愁善感的叙事风格特征,具有三种现实意义：从个体角度,它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确认工具;从文化角度,它传递出对现实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温柔抵抗;从经济角度,风格的实质是让受众沦为“数字劳工”,自由地、无偿地为商家提供“数字商品”并沉浸其中。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青少年负面情绪的过度传播潜藏着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意识形态隐忧,通过外部涵化与主体自律等措施可以化解青少年网络丧文化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