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优秀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设计与制作

本文根据认知理论对当前多媒体课件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剖析,重点讨论了课件设计创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在课件设计中应注意的基本环节及制作步骤。     

俄罗斯刑事执行法典的发展变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现行刑事执行法典源于沙俄监狱规范与苏维埃劳动改造法典,该法典借鉴二者基本框架与内容构设了俄罗斯现行刑事执行立法体系,对刑事执行法律的各项基本原则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较好地反映了俄罗斯当代刑事执行政策的立法导向,对刑罚执行人道化、刑罚执行差别对待与个别处理等价值目标贯彻得比较彻底,既有利于被处刑人员的矫正,也有利于其释放后回归社会。该法典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法典化及刑事执行政策的推行与贯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身心关系看“虚构的悖论”

“虚构的悖论”是当代美学争论的焦点之一.为了解决审美经验中真实情感与艺术虚构之间的不协调性,一些美学家主张审美经验中的情感反应是假装的,另一些美学家则主张艺术虚构具有想象性的真实.本文试图用身心关系理论来解决“虚构的悖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艺术功能的猜想,即艺术的目的就是维持身心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关系.     

从科拉尼的“圆形世界”看产品设计中的曲线型风格

解读了德国著名设计师科拉尼的作品,深刻分析了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具有对抗功能主义倾向的设计行为在设计实践当中所经历的两难境地,即在设计思想呈乱世状态的后现代社会,科拉尼的设计是继承还是批判,对当代设计风格的延续产生的影响是值得深思的.     

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与心理矫治对策——以一起未成年犯罪案件为例

通过未成年人犯罪个案分析，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得出早年接触与爱的缺乏等问题会导致问题儿童的产生，甚至这类问题可以追溯到家庭结构问题的传递，而父母早期的管教方式不当会加剧孩子早年人格畸形发育并且一直重复传递。从而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途径就在于婴儿早期爱的给予，而矫治未成年罪犯的关键则在于监管机构建立起家庭治疗模式，提供爱的场所。     

制度合理性的根据——道德根据论批评

以道德为制度合理性的根据存在有三点不足。第一,它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不同,也与马克思看待问题的方法不同。第二,它用一个不具本根性的因素充当另一个和自己在同一基础上产生的因素的根据,误识了道德,陷入道德抽象和功能混淆之中。第三,它以为道德的就是合理的,这一预设既不合乎历史,也有违制度与伦理关系的逻辑,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制度合理性的根据在生产生活中,在人的现实行为和关系中,立基于此,可以效用、目的、合对象性和系统性等为参照加以判定。     

从第一次分权让利到第二次分权让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反思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中央对地方政府、政府对企业的分权让利改革,我们称之为第一次分权让利。这次分权让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但是收入和财富过多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是第一次分权让利带来的一个主要问题,从而形成了国家主导型的经济。第一次分权让利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因此,从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共享式增长及建立现代经济财富增长和分配机制来看,我们需要第二次分权让利的改革,即从民生入手,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财富及更多的社会保障。为此要减少政府所控制的收入和资源,缩小政府投资领域,变政府财政为公共财政;加大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让民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放松管制,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探讨国有经济增值的好处如何惠及到更多人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思想演变的原因及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思想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发展到"一大片"的外交政策,最终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通过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发展脉络原因的剖析,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外交事业,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信奉神灵的惠考尔人

居住在太平洋西岸山区的惠考尔人(Huichol)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一个梦想用神话来维持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民族. 惠考尔人是古代阿兹特克人的后代,世居墨西哥西北的西埃拉·马德里山脉(Sierra Madre Mountains).从久远的年代开始,他们一直相信,他们所拥有的神秘的宗教仪式可以保持自然的平衡.     

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应从基层做起

当前,我国转型期出现的官场腐败现象使得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势在必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应从基层政府开始。基层政府处于权力末梢,受国家行政场势的影响较小;直接面对群众便于群众监督;推行的双向阻力较小;财产由申报向公示转变有利于基层民主建设;公示制度成熟对上具有好的示范和倒逼效应,有效遏制腐败,巩固执政根基。因此,建立和尽快实施我国基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逐步完善配套机制,在相对互利的赦免基础上建立官场入口到退口的信用档案,逐步在基层形成公民社会层面,进而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政治层面全面实施,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