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鬼的年代》看西南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海外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研究的兴趣逐渐转移到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学者甚至从汉人社会的研究转到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与探讨上来.近二十年来,在国外人类学家对中国西南的研究中,不仅涌现了大量的作品,且关注的问题也十分广泛,从民族认同到历史记忆、文化展示等问题都有涉及.     

20年代初期苏俄扶持外蒙古独立评析

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从确保其国家安全需要出发,无视中国对外蒙古拥有主权的事实,一直积极大力扶持外蒙古独立,分裂中国。苏俄的上述做法,完全违背了列宁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原则,表现出十足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以对临夏市的调查为视点

临夏市作为西北民族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其民族关系也会受到影响.针对临夏市的实际情况及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我们选取临夏市城市化进程中变化较大的几个变量,即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通婚的增减以及宗教因素,作为研究重点来衡量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临夏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结论,并归纳出城市化进程中临夏市的民族关系具有主从性、敏感性、易发性、历史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点,最后提出临夏市各族群众必须解决自身的定位问题,建立临夏市和谐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机制.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人口的数据与统计——兼谈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人口发展的原因

宋金时期,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的安多地区,是藏族居住的一个重要区域,分布着大量藏族人口。本文拟对宋金文献中出现的安多藏族人口数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力求对当时安多藏族人口数据及人口发展的原因得出与史实相符的认识。     

试论少数民族对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

从辽代开始 ,北京逐渐成为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也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汇之地。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 ,特别是服饰、饮食、居住、竞技娱乐、岁时节日等民俗文化 ,都曾深受少数民族 ,尤其是蒙、回、满等民族文化的影响 ,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与代表。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与20世纪的民族问题

进入20世纪,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就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一国无法获胜的推断.但无产阶级在一国获胜与在"主要文明国家"获胜所形成的环境条件大不相同,险恶的国际环境对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产生了极为重大、极为复杂的影响.正因如此,如果套用无产阶级在"主要文明国家"同时胜利为前提条件的构想,去认识和处理一国和少数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国内民族问题,认为只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就可迎刃而解,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陆荣廷政权在边疆民族经济融合进程中运用的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

陆荣廷为首的桂系集团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群体,对其历史作用应进行多元化评价。他们利用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清除了部分落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邪恶势力,扩大了近代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广西新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同时推动了边疆民族经济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古老的新课题:美国版反犹主义

本文考察了反犹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史及特征,认为与“旧大陆”相比,“新大陆”的反犹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在美国社会中也存在反犹主义,但美国政府从未支持反犹主义,体制化的反犹主义从未在美国出现,美国的反犹主义从未达到欧洲国家的那种烈度;在美国,威胁犹太人生存的是同化程度的加深和犹太人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面板数据的贝叶斯Elastic Net分位数回归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本文首次将Elastic Net这种用于高度相关变量的惩罚方法用于面板数据的贝叶斯分位数回归,并基于非对称Laplace先验分布推导所有参数的后验分布,进而构建Gibbs抽样。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本文将面板数据的贝叶斯Elastic Net分位数回归方法(BQR. EN)与面板数据的贝叶斯分位数回归方法(BQR)、面板数据的贝叶斯Lasso分位数回归方法(BLQR)、面板数据的贝叶斯自适应Lasso分位数回归方法(BALQR)进行了多种情形下的全方位比较,结果表明BQR. EN方法适用于具有高度相关性、数据维度很高和尖峰厚尾分布特征的数据。进一步地,本文就BQR. EN方法在不同扰动项假设、不同样本量的情形展开模拟比较,验证了新方法的稳健性和小样本特性。最后,本文选取互联网金融类上市公司经济增加值(EVA)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检验新方法在实际问题中的参数估计与变量选择能力,实证结果符合预期。     

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贡献分解与实证估算

已有测算中国粮食增产要素贡献率的方法存在虚增或低估某要素贡献率的缺陷,文章通过改进粮食增产贡献率测算方法实证估计了2003—2016年期间单产、播种面积和结构调整对中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粮食实现“十二连增”的巨大成就主要是单产增长贡献,年均贡献率50%以上,播种面积和作物内部结构调整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0%与10%以上。然而,未来中国粮食增产依靠播种面积扩大和结构调整的空间变窄,需要探索新的增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