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制取代君主制与古希腊民主制的形成

古希腊国家初始时的政体是君主制,从个人权威的君主制发展到公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制,中间还经历了贵族集团的集体统治时期即贵族制阶段。在从君主制转向贵族制的过程中,民主的因素和民主的传统已经开始在古希腊各地萌生;同时,贵族制取代君主制,也建立了集体决策的制度,在阶级和等级社会的新条件下,破除了个人领导的旧制,这一点对整个民主制的进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们把这一阶段视为古希腊民主制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评价与改进对策

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资金缺口大、融资渠道少、投资管理混乱和与外部不协调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应该积极推动城市基础设施产业走向市场、健全城市基础设施的普通税制、形成城市基础设施的目的税制、开发城市基础设施的其他资金来源、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外部的协调性,以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     

从中国古代社会饮食观管窥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观念,主要体现于儒家礼学思想和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中。中国古代社会 饮食观注重口味和烹饪方法,追求饮食的艺术性,强调和谐的饮食调配原则,倡导节制饮食,都具体地反映出 了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     

“我思”:从笛卡儿到萨特

笛卡儿以“我思”作为形而上学体系的第一原则,开创了近代意识哲学,成为近现代西方哲学话语的源头和讨论对象。比朗、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都是在答复“意识是否具有实体性”、“意识是否需要先验主体保障”、“‘我思’是认识还是存在”、“我是自为的存在还是为他人的存在”等问题时展开各自的哲学思想。梳理从笛卡儿直至萨特关于“我思”论题的发展史,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的演进和展开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析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即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分别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的“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些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事实上,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应该是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资料或者生活资料;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单一的公有制,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也是有区别的。     

从所知学的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

尽管以列宁的物质定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不断受到包括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内部的种种责难,但就其基本点来看,以列宁的物质定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仍然是成立的,只是还有从所知学的角度加以推广、改进的余地.这种推广、改进主要包括把列宁的定义中的"感觉"推广为"实知",把"客观实在性"推广为"可实知性";把客观实在性区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在讲客观实在性时先要明确作为什么与对谁而言.     

文化因素对员工团队行为影响的调查与改善研究

国有企业团队文化建设与管理问题是组织成长中的重要实践过程和重点研究领域。员工在团队行为中的差异性不仅是个性特征的反应,同时也明显地反映着该团队的工作特点、价值倾向或文化印记。一个企业内,不同分厂、不同部门、不同团队的员工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认知和行为反映。调查、研究历史的文化积淀与现实的文化因素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作用以及对国有企业建制下的团队行为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在文化的再造与变革中寻求更为恒久的支撑力量。对培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优质团队文化,科学、高效地实现组织目标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诗人许浑生卒年新说及晚唐两许浑考辨

诗人许浑的生卒年有生于贞元四年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的新说。但这种新说的根据尚需认真考辨。张祜诗中的"五十我无闻"句中之"我"乃自指,"五十"非指许浑的年龄,不能以此推出许浑的生年;而顾陶的《唐诗类选后序》作于大中十年而非约咸通三年前后,故不能以此文撰于咸通三年前后论断许浑、杜牧等人的卒年;考订《新唐书.宣宗纪》,认为其中刘皋被杀于大中十二年三月的时间记载有误,故不能据此而论定许浑卒于大中十二年三月之后;《吴越备史》中的侍御史、卫尉卿许浑,并非诗人许浑;晚唐有两许浑,不能将侍御史许浑的事迹作为考证诗人许浑卒年的考证依据。     

当代大陆儒学复兴的思考

李春青认为,儒家文化并非不可分割的整体,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对于今天我们应该做的首先是根据儒学自身的复杂性与我们的现实需求去分析它,然后以“择善固执”的态度去实践那些有价值的部分。郑伟认为,对于儒学来说,无论是将之一棒子打死,还是将之定为一尊,都是文化霸权的表现,既不能简单地抹煞它的时代意义,同时又应该提防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董阳认为,“读经”之争发生在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护主义年”,读经并没有错,只不过不要那么功利,它的作用并非有其倡导者鼓吹的那般效果。让读经不再“主义”,让“运动”回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