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特征

创新是毛泽东构建其思想理论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所以能不断创新 ,与其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创新思维具有鲜明特征 ,主要表现为 :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 ,以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为基本方式 ,以调查研究为实践基础。     

再探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决定

本文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既不象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只取决于收入,与利率无关,也不象鲍莫尔模型表示的那样与利息率始终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而是要在人们收入水平越过温饱线之后才受利息率的影响。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变化规律,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并分析了中国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变化倩况及其与模型的一致性。     

中、美、德利润表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社会经济制度、资本市场和信息使用者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利润表在其内容、编制原理和项目列示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在对中、美、德三国的利润表进行比较、分析并加以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利润表进行改革的设想.     

川东北山前高陡构造地应力精细计算方法

摘 要：川东北地质构造极其复杂，80% 以上都是山前高陡构造。复杂的构造条件给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对该区地应力大小、方向及展布规律的认识不清，给油气建井带来了很大困难。充分利用测井资料的连续性、经济性和高分辨率等优势，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综合成图技术，对该区的岩石力学参数和地应力进行了精细计算与研究，重点建立起适合川东北高陡构造的垂向应力离散分析模型以及水平应力精细求解公式。同时，提出了平均水平应力的概念和取值范围，并针对研究工区实际地质情况进行了深入计算和检验。所取得的成果大幅度提高了对川东北山前高陡构造地应力的计算精度和展布规律的认识     

集体财产的宪法意蕴与民法典时代的规则表达

宪法具有最高的稳定性和修改的严肃性,宪法规则不可能同步于现实中社会改革和公民权利的发展实际.在这种情况下,私法领域的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就要对于宪法规范保持适当的时空感,而不是动辄以私权利违宪这样的政治性话语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实践.同时,民法规则的设立也不应该对宪法规则的公法规则进行过度的解读.围绕着农村集体土地问题,私法权利、公法规制和宪法价值辐射(公共性)这三重维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则有着不同的侧重,从而对于集体所有权的内涵和外延均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一般的法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的存在需要突破民商法上业已形成的诸多观念和理论.宪法上的集体所有具体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所有,而农民对于集体土地等集体财产的权利通过成员权来实现,恐怕是民法典时代我们能够找到最符合我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和农民利益的改革道路.     

确立“最大公约数”的“永字八法”——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六

本文接着前面五篇的文脉,以书艺“永字八法”为喻,概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中国梦”标志民族和谐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破解民族理论熵爆炸带来的“川字幻局”,从而化“川”为“永”的基本态势.全文在详述了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回应“川”局两派熵态观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精神.之后,以同构的方式强调:新常态下的中国民族理论依然要按照“永字八法”守正创新、切实躬行、求真务实、减熵增信.     

唐律谋杀罪理论体系形成考

先秦即已出现谋杀罪罪名,秦汉至隋的刑律中谋杀罪的罪名更为丰富,有谋杀人、使人杀人、牧杀、谋贼杀等罪名,对谋杀罪的罪名、罪状、定罪量刑的情节规定也趋于严密,在谋杀罪的流变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为唐律谋杀罪理论的渊源。在此基础上,唐律对谋杀行为的主观心态、行为特征、主犯与从犯、一般谋杀与特殊谋杀的量刑等区分都有了细致的规定,形成了严密的谋杀罪理论体系,为此后历代刑律所沿袭,影响深远。     

新时代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放在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最优先位置，但目前民族地区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协调发展的“短板”所在，脱贫攻坚压力巨大，经济发展很不充分。因此，要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必须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做好创新的制度软环境与基础设施硬环境；经济支撑带、城市群、县乡经济各层级协调、协同发展；建立、落实绿色政策法规保障体系，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在“一带一路”统领下，加强沿边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构建我国沿边开放的新高地；注意发展中的公平与共享，做到经济建设共同参与，经济成果共同分享。     

Senses and Cognition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a cognitive tradition emerged under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at saw the ear and the mouth as the main means of connecting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world. In the pre-Qin period, particular prominence was given to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ear and eye, with the latter receiving greater attention; however, in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two, the ear eventually prevailed over the eye. In the Qin-Han period, the tongue came out ahead in the contest between ear and tongue. At first the ear and the mouth were seen as cooperating, but later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ear and eye, the ear prevailed, in what can be seen as a restoration of the ancient Shang and Zhou tradition.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tongue’s victory in the ear-tongue disputes of the Qin-Han period. The mouth was originally latent in this process, but reappeared as the tongue. The successive victories of the ear and the tongue represented conscious progress in cognition. In the contest of the senses, the eye and the ear were lost out, being supplanted by the sense of taste. This moved Chinese thinking on cognition ever further from the primacy of sight and hearing, with the sense of taste eventually taking pride of place. This led to the creation of a culture in which core concepts such as the Way (dao 道) were dominated by the sense of taste, giving rise to China’s unique taste-based mental universe.     

未来30年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驱动力在哪里?——“未来30年上海城市发展的动力及对策举措”专题研讨会综述

未来30年上海科技创新驱动力建设,关键是提升上海自主创新的能力.要充分发挥科学家自由探索的内在驱动力、市场利益驱动力和政府政策方面的战略意识力,整合科技资源,突出跨界合作,建设“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打造行业产业技术研发创新枢纽.同时,重视技术创新与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相融合,支持面向服务经济的新型产业体系,支持文化科技融合与现代服务业创新,支持创意经济发展;通过推进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电网、城市安全建设,提升城市功能布局和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