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改革成败论:合法性危机的视角

商鞅改革因商鞅车裂、秦帝国覆亡而呈全败之局,其原因在于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商鞅改革以弱民、苦民而达至“富国强兵”的目的,使其出现正当性缺失与改革暂时有效性膨胀的矛盾,导致改革的特定支持的耗散、虚空;单一意识形态、完全排斥道德价值的重刑酷刑主义的法律文化的建构,使改革必需的散布性支持无法生成;改革领袖个人品质的缺陷,导致权威危机。各阶层利益冲突因没有反馈机制的消解使得改革危机首先在领袖、体制与共同体的各层次中渐次暴露出来,商鞅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实属必然,所谓“作法自毙”实乃中的之论。     

关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效能的思考

我国公民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接触、政治表达等途径参与政治 ,实现其民主权利 ,因此公民政治参与效能的优劣是衡量国家民主化水平的尺度。本文就我国普通公民通过以上途径参与政治所存在的问题和如何提高政治参与效能进行了一些思考     

叙述裂隙中的精神隐忧——论《从文自传》的传记文学价值

自传是探讨作者精神世界的一个窗口。《从文自传》中自然景观与现实画面、抽象扫描与具体聚焦、主体叙事与补充叙述所造成的裂隙,显现了作者难于磨灭的精神隐忧。这种隐蔽而复杂的精神现象,才是《从文自传》独特的传记价值所在。     

重庆要从可持续战略高度扩大内需

从未来重庆将成为“水库城市”的实际出发 ,重庆要从可持续消费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扩大内需 :发展绿色经济 ,扩大绿色产品消费需求 ;扩大发展型、精神型产品消费需求 ;扩大增益型、服务型产品消费需求 ;扩大技术型、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品消费需求 ;发展资本市场 ,创新金融产品 ,扩大金融型产品的消费需求     

《庄子》论知识的积极意义

《庄子》认为知识是有限的,在某种意义上知识似乎遮蔽了人们对道的探求,但《庄子》否认人具备超越知识以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庄子》将知识界定为人的存在本身,抛弃知识实际上意味着取消了人的存在性,人若想“得道”不能以抛弃知识为前提,体道需要知识的参与.因为道需要通过知识来展现自身,道被知识化具有其必然性,知识因此有了积极的意义.但是,知识本身具有相对性,这使知识必须在一个过程中持续地被否定,从而达到与道融为一体.     

试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可保险性——对当前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若干对策建议

近年来,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已进入环境风险高发期,建立科学、合理、全面、可行的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制度已迫在眉睫。在建立和实践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过程中,为了既能给受害人以及时、充分的救济,又能避免责任企业因承担的赔偿责任过重而陷入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考量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可区分性、道德风险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细化相关制度设计。     

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研究——兼论我国公司法的完善

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分别按同意转让和不同意转让规定了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应程序。要正确理解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转让中作为限制工具的优先购买权,必须分清退股权、出卖权、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四种权利的相互关系。为了合理规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需要从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     

理论刑法向经验刑法的迈进——刑事和解视野下被害人地位的补足

在“国家-犯罪人”二元模式下,刑事和解提供提升和补足被害人地位的契机,被害人也应从幕后走向台前。刑事和解不应局限于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也具有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同时,树立赔偿的惩罚机能和赎罪性质对于正确看待“以钱买刑”具有重要意义。刑事和解对于刑法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从经验中推动刑法的迈进,纯理论的思辨刑法必将成为历史,未来的刑法将是充满活力的经验刑法。由经验到规范,实践经验与刑法规范的互动牵引着刑法的发展。     

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及其特质

西方现代美学选择了与古典美学相反的学术路径,批判并放弃了从理性、概念出发演绎出庞大的抽象理论体系的学术模式,追寻对有关艺术和审美的具体问题的解释,这为人类学介入艺术及审美领域提供了学术契机。而美学本身早就有着人类学表述的传统,为美学的人类学转向作了知识结构的准备,人类学一直以来热衷于对艺术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介入美学和接纳美学作了经验模式的铺垫。艺术人类学就是在美学进行困境摆脱时而与人类学整合而成。在学科特质上,艺术人类学表现为以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理论思辨作为潜在资源,以人类学的田野实证作为具体路径,以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求实的参与观察方法彰显其自身的敏锐现实介入力和问题阐释力。     

契约社会中的有限身份化--种弱势群体保护的理论探讨

契约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契约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平问题。克服社会契约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使社会在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下发展,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契约与身份二者关系入手,尝试在契约社会的整体构架下,建立“有限身份化”的相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