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认同与批评伦理:文学批评中的宽容新论

文章由胡适致陈之藩的信中提出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这个命题引导出文学批评中的伦理即"宽容"的话题,指出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对一元论的怀疑与价值多元的认同,并不必然引向宽容的彼岸及具有启发性的批评,反而很有可能导致一些不健康的批评现象:一种是折中主义倾向,一种是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倾向.并由此提出文化及文学批评伦理问题供有识者参考讨论.     

论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的国民外交活动

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展开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国民外交活动,中国商会的国民外交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正当的途径、有效的手段,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成为国民外交的重要基地乃至领导机构,它对20世纪早期中国外交有着直接的作用,也对抗战时期中美的战略结盟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对当今21世纪早期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论宋代诗话汇编的三种编排体例

《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是宋代诗话史上先后出现的三大诗话汇编,三者运用了各具特色的编排体例,代表了宋代诗话汇编三种体例类型。《诗话总龟》因诗存事,以事为纲,分门增广;《苕溪渔隐丛话》以时为序,因人系论,触类引伸;《诗人玉屑》格法类分,人物品藻,史评结合。后出汇编在编排体例上继承创新,更趋完善。正是有了颇具匠心的编排体例,三大诗话汇编能够历久不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石头法"的嬗变——黔湘桂侗族地区从"款石"、"法岩"到"石碑法"的立法活动

"勒石定规"是侗族款组织最重要的立法活动,这类"款石"属于"上位法",是着重打击"贼盗"的基本法律.侗族村寨为解决纠纷和处理案件,通过栽岩活动竖立"法石",涉反的问题多、内容广,构成较为完整的习惯法规范"岩规"系统,并在以后作为"先例"使用.后来以汉字记录立法内容,既有乡规民约(款约法),又有官府法令,也有村民自发记录的官府法令,这些"石碑法"都是不同渠道的法律的载体.     

新中国60年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反封建斗争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仍然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居住安置的空间区位差异与弱势群体的社会适应——对江苏A市两个失地农民安置区的定量研究

失地农民作为城市弱势群体的一类,其居住安置模式主要有原地安置和偏远化安置两种.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原地安置区的失地农民与偏远化安置区的失地农民相比,征地拆迁之后的社会适应程度更高,前者在就业机会以及实际就业率方面较后者有明显的优势,对于自身目前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交往方式更接近于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城市认同感也相对较好.而偏远化安置区的失地农民就业困难较为突出、生活满意度明显低下、社会交往受限制、心理上的城市认同感较差.显然,不同的居住安置区位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具有明显的影响.因此,积极探索社区混合居住的安置模式,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和生活困境的有益途径.     

法与理性关系的再思考——对“法是理性话语的表达”的重新解读

理性的发展过程,是人借助于工具,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取得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形式。因此,法作为理性关系的存在物,毫无疑问是以法律话语的形式对理性的叙述与建构。然而,人的有限理性,又意味着法必须为非理性留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论风俗、教化和国运兴衰

中国历代的英明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重视风俗和教化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并有大量论述。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等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深刻反思和总结明亡的惨痛教训,认为明代、特别是明末风俗和教化衰坏和士习窳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他们在全面考察中国历代风习变迁、教化行废与国运兴衰关系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重视以风教治国的思想,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风俗(气)变迁与国家兴衰、行教化与正风俗、振士风与兴国运等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思考与阐发。他们的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对欧的经济外交——以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分析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美国外交的国内起源,它作为研究美国外交的新视角,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更多地呈现出非孤立的特征,美国积极地参与一战后欧洲的重建。但正是因为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分权使两战之间美国的外交呈现出分散化、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特征,最终使美国对欧洲的经济外交以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