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ogistic方程的供应商—采购商合作关系的经济模型研究

研究了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采购商的合作关系.基于logistic种群增长模型,建立了供应商和采购商的合作模型,给出了正平衡点存在的条件,分析了边界平衡点和正平衡点的稳定性.通过具体例子的数值模拟说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状况比较研究

为促进我国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中部地区发展的政策,这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了良好机遇.现阶段是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快速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对该区域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情况的全面了解是发挥政策优势促进区域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能反映中部六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指标,确定和解释影响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成分因素,以对中部六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比较,指出政策推进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差异并采取有效应对策略.     

新型职业农民权利实现能力建设研究——基于安徽五个县的调研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本次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职业农民的法律意识不强,知权、权利运用以及依法维权能力严重不足。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农民文化水平整体较低、法制教育重视不足、小农意识及农村社会环境对农民的影响等。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当下安徽以及中国的实际,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权利实现能力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夯实并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自治组织建设、建设“权利本位”的新法律文化,等。     

多学科感知性实验在中药学教学中的探索

中药学知识点多且内容枯燥,与其他专业课程的关联性亦较多。为提高教学效果,我们在中药学教学中开展方药结合,多学科感知性实验,即将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学、方剂学及中药药理学5门学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基础阶段初步解决了学生对学科知识结构、学科关联性的困惑和疑问,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战备物资合同储备合谋防范策略研究

战备物资委托企业合同储备过程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结合博弈理论,分析军方-军代表-代储企业三方损益,考虑合谋惩罚因素和名誉损失惩罚因素。在分析合谋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建立战备物资合同储备预防合谋机制模型,得出混合战略均衡解,模型的均衡解反映了代储企业与军代表选择违规获取合谋收益的最佳概率,以及军方监管机构选择监督的均衡概率,得出监管力度和监管成本的合理组合,实现监管效益最大化。通过实例仿真讨论模型在不同参数下的合谋条件,识别合谋监管的关键变量,为完善战备物资合同储备监管机制提供参考。     

“说”与“看”的分离: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小说的作者与叙述者相区分、"说"与"看"相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系列相关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基础。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作者被认为是合而为一的,与之相伴的是"说"与"看"的合而为一。在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现代小说这一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     

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

盛传数百年的王阳明于正德二年"寓居"岳麓书院"斤斤讲良知之学"的旧说,当正之为正德三年阳明先生病中游览岳麓书院。虽然阳明此行并未讲学,但有讲学之意,它实际开启了明代书院与学术再度一体辉煌的大门,预示着书院的王学时代即将来临。此后近百年,王门后学徐爱、季本、邹守益、罗洪先、王乔龄、罗汝芳、张元忭、邹元标等接连讲学岳麓,使其成为王学的重要讲坛。但宋元以来形成的朱张之学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始终居于正统地位,王阳明及其后学皆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故而岳麓在明代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良知之习,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     

对“人性自私论”的几点思考

自私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它既是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又是社会客观存在的复杂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理论界开展的“人性自私论”大讨论中,产生了一些争论较大的问题.文章就自私的涵义、自私的人类本性、自私的存在社会形态、自私的动力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说文四大家”辨疑

“说文四大家”在说文学史上分量极重,“段、桂、王、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清中叶亦有“段、桂、严、王”之判断。这两种看法的产生或因体例不同、或因著作时间早晚。朱骏声著作刊刻最晚,未入“说文四大宗”,一方面受到著作体例的限制;另一方面,其打破常规的编排方式,时人未识其善;而严可均未入“说文四大家”主要由于著作不能突破前人藩篱,仅对许书订正、修补。     

试论现阶段特权问题及其治理

特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或权利,它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当前,我国特权的源发点从以财产私有制为核心的经济权力转向公有制基础上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成为特权滋生的源头。衍生性特权和新兴权力的特权化是特权形成的两条主要途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文化特权和社会特权是我国特权的主要形式,它们形成了共生、互惠和融合的关系。治理特权必须抓住防治政治特权这个关键,同时防止新兴权力的特权化,多措并举,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