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stage hierarchical modeling for analysis of subpopulations in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s

In this work, we develop modeling and estimation approach for the analysis of cross-sectional clustered data with multimodal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s where the main interest is in analysis of subpopulations. It is proposed to model such data in a hierarchical model with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s viewed as finite mixtures of normal component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observations in the lowest level clusters, a two-stage estimation approach is used. In the first stage, the normal mixture parameters in each lowest level cluster are estimated using robust methods. Robust alternatives to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are used to provide stable results even for data with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s such that their components may not quite meet normality assumptions. Then the lowest level cluster-specific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are modeled in a mixed effects model in the second stage. A small simulation study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performance of finite normal mixture population parameter estimates based on robust an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in stage 1. The proposed modeling approach is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ice tendon fibril diameters data. Analyses results address genotype differences between corresponding components in the mixtures and demonstrate advantages of robust estimation in stage 1.     

论立法民主的程序保障——以地方立法为视角

立法程序作为立法民主的逻辑起点,对于理性型构立法意志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地方立法领域,由于保障不同,地方立法主体参与立法活动、立法听证、立法审议、立法表决等立法环节的程序设置存在明显的瑕疵,地方立法的民主程度有待提高。对地方立法机关活动程序及公众参与程序的民主化修复,有助于地方立法民主的实现。     

让“母亲河”重现生机与活力

辽河被辽宁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她在辽宁境内由辽河水系、大辽河水系组成,有辽河、浑河、太子河、大辽河等4条干流及43条主要支流,流域面积6.92万平方公里,涉及11个市共2450多万人口。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及治理的相对滞后,辽河一度遭受了严重污染,在全国七大流域中水质仅略好于海河流域。国务院高度重视辽河污染治理,把辽河流域列为国家重点治理的"三河三湖"之一。十余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致力于辽河治理,特别是2008年以来,举全省之力治理辽河,打响了又一次"辽沈战役",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     

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对策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对实力不强、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中小企业的影响尤为严重。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严冬的重要法宝。文章试图以全球经济环境及中小企业现状为切入点,通过构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框架,指出技术创新对于中小企业的必要性、现实性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大数据背景下非概率抽样的统计推断问题

利用大数据进行抽样,很多情况下抽样框的构造比较困难,使得抽取的样本属于非概率样本,难以将传统的抽样推断理论应用到非概率样本中,如何解决非概率抽样的统计推断问题,是大数据背景下抽样调查面临的严重挑战。本文提出了解决非概率抽样统计推断问题的基本思路：一是抽样方法,可以考虑基于样本匹配的样本选择、链接跟踪抽样方法等,使得到的非概率样本近似于概率样本,从而可采用概率样本的统计推断理论;二是权数的构造与调整,可以考虑基于伪设计、模型和倾向得分等方法得到类似于概率样本的基础权数;三是估计,可以考虑基于伪设计、模型和贝叶斯的混合概率估计。最后,以基于样本匹配的样本选择为例探讨了具体解决方法。     

政治关联、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政治关联、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将政治关联划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两种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的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高管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正向作用于企业财务绩效,而财务绩效的提升会促使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而且,在控制了财务绩效的影响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这说明财务绩效在两者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然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在控制了财务绩效的影响后,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了财务绩效在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对村落文化传承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并且对农村社会文化生活的正常运行带来巨大挑战。通过深入剖析陕西关中李村的个案,发现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已经对原有的村落文化传承机制产生了重要的冲击,致使村落文化传承面临难以为继的处境。基于此,建议强化村级组织在村落文化传承方面的组织、引导功能;鼓励成立留守妇女文化组织;重视村落的文化扶贫,重建村落文化空间。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众隐忧与风险交流的机制创新

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新品种的产业化是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的战略性选择之一.然而,当前制约我国政府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公众态度,因此构建有效的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机制,正确引导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客观理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借鉴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经验,探讨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的主体关系、交流方式和交流策略,构建有效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的创新机制,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舆情危机.     

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信任与信心”舆论引导策略实证研究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氛围。立足国家层面,将疫情期间的新闻策略归纳为三种典型策略框架——建构大国形象（强信心）、筑建共同体文化（暖人心）、建立公正机制（聚民心）,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对三大典型策略的主流新闻,人群的反应均倾向于比较积极的情绪,认可程度及信心倾向较高;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人员、收入稳定人群、26～45岁的中青年对国家拥有更强的信心。     

关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路径思考——兼评邵培仁教授《媒介地理学》

学科发展的科层制困境长期困扰着传播学科的建设,学科交叉研究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手段之一,在促进学科创新的同时,也给学科的独立定位带来了消极影响。如何既建立起传播学自己的核心框架,又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成为新时期传播学者们的主要探索方向。邵培仁的《媒介地理学》一书在问题意识、概念体系、范式革命、研究方法、人文关怀等五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对传播学科危机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投身实践,努力建构起了一个"既有中国学术主体性又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的知识体系。理论创新的贡献不仅在于分析当下问题的应用,更在于将来的学科发展,该书最大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