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弱势群体的数字服务权益保障

保障乡村弱势群体公平享受数字服务权益是值得研究的重点议题。研究以数字服务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对象、主体、内容、方式、保障五个维度出发,构建数字服务保障乡村弱势群体权益的发展路径。当前数字服务遵循服务弱势群体、政社企协同参与、个性化多元化服务、保障服务质量、发展性制度建设的实践逻辑,反映了数字服务提升数字素养、赋能技术交互、设计应用场景、协同多元主体、完善政策配套的内在机理。然而数字服务保障乡村弱势群体权益也存在对象定位不明确、主体结构不合理、内容应用不丰富、方式创新不健全、保障机制不充分的现实困境。为此,未来应通过明确对象定位、达成主体结构、完善内容应用、促进方式创新、健全保障机制等手段保障乡村弱势群体的权益,从而真正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全面两孩”政策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以杭州市80后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对杭州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80后生育意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全面两孩"政策的知晓度较高,但认知度尚有欠缺;绝大部分非独生子女已婚80后及未婚80后都有生两孩的意愿;主要基于一孩的性别期盼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推崇晚婚晚育,接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间隔为3⁴年;生育动机日益多元化。据此,提出了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稳定、合理增长的对策建议。     

杭州出租车管理的制度成本分析

出租车是满足在杭人群灵活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对出租车的管理是杭州市政府城市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运用制度成本理论,分析杭州市出租车管理的制度成本,发现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乘客和政府都不同程度地负担了出租车管理的制度成本,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减少部分制度成本。杭州市出租车管理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研究为改进杭州市出租车管理提出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     

“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实施方案,是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途径。将参与式治理理论引介到“零污染”村庄治理场域之中,并以浙江省D村作为“零污染”村庄治理的典型案例,尝试探索“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 当前“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表现为,认同支持是基础、主体赋权是关键、协商合作是保障、自治共享是目标。在此基础上,应用斯托克的CLEAR模型可以将“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提炼为村民群众能够做（Can to）、自愿做（Like to）、使能够做（Enabled to）、被邀请做（Asked to）以及作为回应去做（Responded to）,以此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     

数字乡村发展的实现路径考察——基于精明增长理论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数字乡村发展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但同时也面临着乡村发展边界扩张、发展模式僵化的困境。限制数字乡村无序蔓延,提升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成为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重要命题。本研究引入精明增长理论,建立空间紧凑、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生活和谐的数字乡村精明增长模式,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数字乡村精明增长的实践逻辑体现为将乡村视为系统的生产单元是逻辑起点,乡村处于持续健康增长状态是客观前提,乡村的聚集效应与聚集经济是内生机制,乡村的合理规划与政策扶持是外力助推。然而,由于理念的转变与治理技术的升级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数字乡村精明增长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挑战与困境,即宣称精明增长,却在造就新一轮的粗放扩张;宣扬社会公正,却在形成更严重的阶级分化;倡导生态保护,却在引发更深层的环境危机;承认发展多样,却在构建统一性的普适原则。基于此,未来需要从价值体系引导、政策制度完善、公众参与拓展、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机制设计等方面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优化,最终达成数字乡村精明增长目标。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视角,解释通过数字包容策略化解数字鸿沟,尝试解决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不足的难题。研究发现,当前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困境主要体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接入鸿沟”、智能设备的“使用鸿沟”以及能力素养的“知识鸿沟”,实则反映了技术与治理、行政与自治、增权与赋能的三大困境。而实现从数字鸿沟向数字包容的转变,制度安排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制度安排层面要关注政策执行的精准度、居民需求的回应度和治理系统的适应度。在实践取向层面需遵循人本主义、简约主义和整体智治。为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数字包容,未来需要从组织维度助推老年人数字包容治理,从行为维度提升老年人数字参与能力,从技术维度增强老年人数字资源供给,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与权利保障研究

在数字乡村转型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非均衡化和不平衡性应用而形成的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迫切需要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可以细分为显性(绝对)数字弱势群体和隐性(相对)数字弱势群体,其产生缘于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和数字弱势群体自身五个方面的影响。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处于不利地位,造成上述权利保障不足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平等分配资源的权利保障不均,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治理过程的不民主、不充分。基于此,为更好地保障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未来应从建立健全政策、执行落实制度的制度层面,构建包容性的治理结构、保障利益相关者权利的结构层面,有效提升主体能力、达成协商合作的过程层面出发,弥合数字发展鸿沟,推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村民自治组织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是重建农村社区,而农村社区重建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价值。村民自治组织具有角色定位清晰、体系结构健全、整合多元利益和选拔精英人才的优势,能够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提供公共服务、调解民间纠纷、保护集体财产的作用。尽管如此,当前村民自治组织也存在政治层面的行政倾向严重、组织层面的结构体系涣散、经济层面的治理资源缺失等困境。因此,现阶段唯有合理划分治理边界、明确角色定位,构建村庄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提高村民参与,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最终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