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互文：史传与史诗功能的侧重与互补

世界几大原生史诗的诞生都与游牧文化有直接关系。游牧民族的口传叙事文学通过相邻定居文化的书写技术得以流传,或通过殖民地扩展,把史诗的基因植入了定居文化,使史诗得以生长。汉族的史传和其他民族的史诗体式不同,但完成的文化功能相同。     

启智 储善 怡情——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德育渗透与美育实施

本文以师范院校推行素质教育为终极目标 ,系统论述了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如何进行德育、智育和美育相融互渗 ,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就其一些重要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     

人与蛐蛐的隐喻呈现——解读毕飞宇的《蛐蛐 蛐蛐》

《蛐蛐蛐蛐》以短小的篇幅为我们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文革中一个小村庄围绕蛐蛐发生的故事,更是通过人和蛐蛐间的隐喻呈现去展现更为深刻的历史认知。这种隐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超越历史的文学书写;二是知识分子失落的尊严;三是蛐蛐世界的艺术变形。小说关于人性、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超越作品的时代背景,不断走进一个个新的历史洪流,被一代代读者不断认识与解读,这正是《蛐蛐蛐蛐》的魅力所在,亦是毕飞宇的文学美德。     

从《韩诗外传》看汉代人体美学

从避免以貌取人,发展到避讳美貌,这是儒家传统人学的一个实在倾向,《韩诗外传》关于"美士"的相关论述,说明这个实在的倾向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相反,七十子时代对于人格美人体美之类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于后世刻板寡欲的面貌,显得十分生动鲜活。能以一种文化全局性高度和概括总结的眼光来看人的体貌,《外传》论美士应是首发。如果坚持说魏晋时代文人的自我觉醒是个标志,则汉初的体貌人学尚属初识。《外传》看体貌的理论也代表了中国古代一直坚持的特点,宏观与微观结合,内容与形式结合,相术与艺术形象描写的最显著区别,是相术先进入微观领域,后来专业的研究不亚于近代西方的人体测量,而文学描写总是放不下精神整体的观照。     

文化视野下的叙事和叙事学功能

引进西方理论的深层背景是中国文化、中华学术中逻各斯主义的缺乏,叙事学的分析,有助于更清楚地看清中西叙事传统的差别和发育肌理.但叙事学的中国之用切忌削足适履,叙事学建构的最终完成要统驭各民族的独特经验,要避免以西解中或以中统西.参以历史主义和文化视角,方能廓清中西叙事文学的生长路径,揭示其在各自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功能等规律性的东西.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巫术思维与《诗经·驺虞》的植物意象

历史上对《诗经.召南.驺虞》一诗的释读理解多有歧异,多数人认为该诗是对武艺高强的猎人的赞颂之辞。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大背景下,从巫术思维和动植物意象的演化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首反映古人观察植物物候与猪的发育、兴旺之关系的民间歌谣。     

再说商先起源于幽燕

在商先起源问题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与推测,笔者认为现有诸说在具体论证上上存在较大缺陷,对于其中的商先源于东北乃至辽河源之说,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玄鸟生商”与上巳节时间上所传达出的物候信息可以推定商先之主体应在辽河源地区;而《史记》所载纣王的酒池肉林沙丘之戏也应该是代表了商人对本民族先源时代生活的一种回忆;另外,先商在许多经济、文化制度上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色彩,结合现有考古发现来看,商先源于东北辽河源的可能性更大。     

由“远观”到“亵玩”——《玉台新咏》与《花间集》的两性距离

<玉台新咏>与<花间集>在产生背景、题材内容、美学风格上很相似,其中的许多作品可视为早期色情文学.这些相似之处的背后,潜藏着许多两性角色变化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大多数是男权背景下贵族男权对女性的理想,从中可以看出两性之间审视的角度、距离的变化,从而反映出两性心灵距离的变化.     

《韩诗外传》情性论与《性自命出》的渊源

在孔子及其后学七十子所畅论的心性话题里,产生了对日后中国文学理论及实践至关重要的情论,《性自命出》见出情论的活跃。至荀子学派,情性论随着情欲一体的话语在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亦有式微之势。汉初《韩诗外传》的情性论是对七十子的一次回归,在诗学与性命道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并可能借说诗的方式推动了诗学话语里“情”的正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