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应重在升华精神境界——兼及“人文性”与“工具性”的辩证关系

语文课是实现学校教育“立人”、育人宗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关观，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其着重点在于升华学生的精神世界。语文课既有“人文性”的一面，也有“工具性”的一面。二者的关系由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的哲学规律所决定。完全可能也必须通过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情感境界与审美境界等升华精神境界的途径具体实现。把二者割裂或对立起来，偏执一方，忽视甚至排斥另一方的形而上学态度，是不可取的。在此问题上与其作徒劳无功的论争，不如下大工夫把它统一到升华精神境界，实现“立人”育人宗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上来。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上)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歌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张爱玲的《秧歌》及其评论的写作策略透析

新时期掀起的“张爱玲热”,其评论采取的策略是片面夸大某一部分内容积极的作品,故意掩盖其另一部分如《秧歌》等内容消极甚至具负面作用的作品。近来标榜《秧歌》的论者则延续了张爱玲及其部分论者“以假为真,无中生有”的写作策略。两者都蒙蔽了读者,剥夺了其全面的知情权。当务之急是呼唤求真务实的文学史立场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坚守与回归,拨开迷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     

对现行中学语文教材部分选文的商榷——兼及教学方法的改革

现行语文教材中选自新时期、尤其是近十多年写成的作品,存在许多弊端,其突出表现为:一,语言文字、表现手法等方面的错误颇多;二,审芙情趣不健康,思想倾向有误区.应该确立正确的经典性原则,在有选择地保留的同时应对所选课文区别对待,变"正面教育,规范引导"为"正面教育、规范引导为主,有扬有弃、分析批判为辅".     

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持续开拓──从创作方法角度论代路的创作

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持续开拓──从创作方法角度论代路的创作丁尔纲如果从代路把长篇小说《连心锁》改编为同名话剧算起，他的创作道路，到今年已经整整经历了二十个年头。这里从创作方法及其持续开拓的角度，对其艺术特色做些粗略的探讨。（一）代路１９６５年被送到援越抗...     

在当代小说拐弯处的思考——兼评现代派文艺思潮

<正> 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但又绝不是重复。在这似与不似之间,往往展示出规律。现代派文艺思潮在中国的四度出现,就显露了这样的奇趣。在“五四”时代,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流派一起涌入,竞争了不长的时间。二十年代的象征诗派,二、三十年代之交次第出现的新感觉小说派和现代诗派,五十年代后半兴起的台湾现代派,都以不大的势头,短暂的兴衰,匆匆地逝去。十年动乱结束,三中全会精神使新中国文坛全面复苏。清除“左”倾帮派文艺的逆反心理和急于拓展文路的热情相结     

论骆驼祥子的悲剧

(一)老舍的《骆驼祥子》写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九月《宇宙风》杂志第廿五期全文连载,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该刊第四十八期才连载完毕。这期间,文坛为之轰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三七年三月人间书屋初版。解决后,于一九五七年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时,作者作了较大的删改。     

“看花”不易 “做花”更难——读茅盾的《少年印刷工》

(一) 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文学》四卷二期上,发表了著名理论批评家茅盾(署名“江”)的儿童文学论文《关于“儿童文学”》。一年之后,他的中篇儿童小说《少年印刷工》在叶圣陶等编辑的儿童文学刊物《新少年》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如果说《关于“儿童文学”》是茅盾的儿童文学观和对“五四”以来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纲领性的论文,那么《少年印刷工》则是他的儿童文学观在创作方面的具体实践。两者出现在这个时候是有深刻的时代历史原因的。一九三五年顷,中国儿童文学正经历着从沿袭古代、照抄外国阶段向全面创新的阶段过渡。有一大堆积存的问题急需解决,创新的路子又亟待摸索。恰在这时,表面来看儿童的需要似乎引起了当局的关注。不是吗?一九三三年十月,经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呈     

鲁迅、茅盾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自成立到解散虽然只短短六年,但却取得了辉煌的建树.鲁迅和茅盾是其杰出的领导人与最高成就的代表者.由于当时受到国内外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与"左"倾思潮大环境的影响,左翼文学运动又时时摇摆,也常有失误.鲁迅、茅盾虽然作过有力的纠正、抵制、甚至斗争,但个人的力量实难补思潮的盲动;为了团结对敌,妥协与苟同也在所难免.不论从左翼文学成就或"左"倾文艺思潮的失误看,这段历史都有值得总结与借鉴的丰富的经验与教训.过去我们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与健在的当事人的干预,对左联内部的思想斗争及有关历史人物的失误,往往遮遮掩掩,不能面对历史的真实.去年纪念左联成立70周年时发表的文章中,有不少新见;但也不乏歪曲历史,随意曲解历史,曲解鲁迅的说法.对此也有必要拨乱反正.文章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恢复历史真实的面目;因此也不得不触及复杂的矛盾,及某些历史人物心灵的龌龊与行动的失误.     

青蓝更替 风骚各领——鲁迅小说和吴敬梓《儒林外史》

“民族文学在世界性文学交流中的历史抉择”,当然是个诱人而具兴趣性的大题目;它究竟能否做出“一体化世界文学是文学未来的唯一归宿”的文章,却“终究也是一个假说”。因此,说“总体文学时代”就“是各民族文学在各自传统基础上的多元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交流中融为一体的趋势之间彼消此长的时代,”①这个结论被历史确认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