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选介

刘纲纪教授,贵州省晋定县人。1933年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美学会会长,中国美协、书协、作协会员。读书期间,刘纲纪师从中国美学界前辈学者邓以蛰、宗白华、马采三先生研习美学及中国书画史论,奠定了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刘先生研究领域广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美术理论、中国书画史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贡献。在哲学方面,刘先生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研究,经     

乌鲁木齐水资源问题初探

水资源是维系人类生存及发展的命脉,是经济建设必需的重要物质资源。乌鲁木齐地处欧亚大陆腹部,干旱少雨,地表径流量年均为9.17亿立方,全市每人年均有水756立方,只相当于全国人均占有量的30%,相当于新疆人均占有量的近1/10,按耕地面积亩均占有径流量只有1000立方。无论是人均,还是亩均占有水量,乌鲁木齐的水资源并不富裕。建国40年来,党和国家对乌鲁木齐城市的水利设施、供排水设施投入了很大力量进行建设,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随着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人口与工业用     

企业管理必须以人为中心

企业管理必须以人为中心。这是《辽宁经济》在1990年第9期的一篇论文中所强调的。作者在论述了其必要性以后指出,企业实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必须做好五项工作: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觉悟;二是实行民主管理,体现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三是发扬企业精神,增强凝聚力;四是做好激励工作,全面调动职工积极性;五是改进领导方式,振奋职工精神。作者还说,企业实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就应把人放在     

现代性的分化与弥合——论古典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当代反思

肇始于启蒙运动、发韧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开来.而作为"现代性产儿"的社会学其产生、发展都与现代性的发展息息相关.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由现代时期进入后现代时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性上升期形成的现代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两大传统--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当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释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理论困境.与此同时,各种后现代学术思潮此起彼伏,社会学领域更是大师迭出,他们纷纷对现代性--这一社会学的母体展开反思与批判,以重建当代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路径--全面解读《公务员法》

《公务员法》是我国首部公务员人事管理的综合法律。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公务员法》,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路径实现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 《公务员法》出现了许多新内容,新内容既包括概念的新内涵和首次纳入法律范畴的新规定,也包括对原条款进行调整的部分。     

论皖江生产力布局

开发皖江是我省生产力布局的重要战略性决策。正确认识皖江在我国生产力总体布局中的地位,科学地规划皖江区域生产力布局,对于稳步、高效的推动皖江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使命意识与批评的感性投入——论成仿吾文学批评的个性特征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许多个性鲜明的批评家。他们具有独属自己的批评话语与批评方式。检视由这些非常活跃而又独具个性风格的批评家组成的现代批评发展进程,便不难发现,批评家对批评话语和语言形式的选择,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不是偶然的即时应景,而是既有一贯着力的技术渗透,也有自觉的价值参与,更融涵了批评家固有的无意识     

新古典社会学的历史缘起与理论进路——兼评吉尔·伊亚尔等《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的问世向世人展现了一条通往资本主义的另类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提出了关于转型研究的新规划——新古典社会学.与古典社会学力图解释资本主义如何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被建构不同,新古典社会学的理论关注点主要是共产主义衰落之后的社会转型.社会现实基础的异同决定了两者历史缘起的不同;而理论目标的差异则决定了两者理论进路的大相径庭.那么,新古典社会学这一理论范式能否如其所预期的那样,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解释,并取代古典社会学日益式微的理论地位,将是我们接下来必须深入探索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