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高等教育的文化多样性:对精选模式的批判性评述

加拿大高校的文化多样性程度正在不断提高。有两大社会力量推动了这一变化趋势:一是移民,二是国际学生的增加。移民和国际学生给学校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语言、文化和教育背景,丰富了教育的文化环境。为了实现一种全纳的教育,人们有道德和教育上的责任来包容这些差异和多样性并将之融入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与学。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和文化多样性朝夕相处时,我们仍然遇到了很多挑战,例如,"色盲(colourblind)"和"差异即缺陷(difference as deficit)"的观点仍然存在,部分原因就在于对多样化的知识缺乏以及缺少必要的应对准备。希望通过考察培育高校文化多样性的三种常用模式来弥补这一不足。这三种模式分别是:跨文化教育模式、多元文化教育模式和反种族主义教育模式。期望该研究对于多样化现象盛行的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学社区所有助益。     

中国思想文化创新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而突出的因素。大力弘扬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精神,我们就能够大力提高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     

西部大开发着重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经济政策战略重点的转移,这对西部来说的确是难得的机遇。改革开放20年来,大机遇不少、小机遇不断,然而西部真正抓住的机遇不多,丧失了许多发展良机。所以西部自身必须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出击,积极投身,促进开发。为此,就要加快解决那些有可能影响甚至阻碍开发进程的问题,包括经济的或不经济的,以更好地实施大开发。一、要制定自然地域限制发展的宏观指导政策西部地区处于内陆腹地,或为干旱的黄土丘陵,或为高寒的青藏高原,或为茫茫的无烟戈壁。有的地方发展农牧业条件先天不足,空间十分狭窄,正因为如此,中央对西部的宏观指…     

论我国中部地区的分工创新战略

一、中部地区具有参与国内外生产分工的良好条件缩小中部地区与我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是中部地区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但是,从我国区域发展的现实来看,中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从1978年到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东部地区由52.6%提高到58.3%,中部地区由30.8%下降到27.9%。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根源,就是中部地区在国内外生产分工中的低层次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值此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重新认识并尽快提升中部地区的分工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谐湖北:教育必须促进文化改造

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流话语和共同声音。然而和谐社会如何构建却又是一个需要从不同层面加以讨论的专业话题。为了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推进平安湖北的建设,“湖北大学和谐湖北研究中心”特别组织了有关专家分别从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方面就“和谐湖北”问题发表了一组笔谈,以期引起社会各界对和谐湖北和和谐社会问题的关注。     

支农资金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财政支持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我办近期组织对海南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调研时,结合学习财政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支农资金整合工作的指导意见》（财农[2006]36号）,在海南省琼海市组织召开了支农资金整合座谈会。针对座谈、调研收集到的信息,我们对支农资金整合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思考。     

一个极端的斯拉法主义者——萨缪尔森对劳动价值论批判的反批判

萨缪尔森是西方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的头面人物,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学界,他不仅以新古典综合理论而著称,他更以疯狂攻击和诬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转形问题而扬名。在萨缪尔森发表的几篇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转形问题的文章中,1971年发表的《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述》一文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文的分析向世人说明,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吹捧为学术大师的萨缪尔森,在价值理论上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一窍不通,甚至对普通的代数学知识也一无所知,是一个极端的斯拉法主义者。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文化之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维度发展的新使命.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文化之维,就是要不断打造蕴含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这些“硬通货”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并在国际间的交流交融中增强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要坚持文化传承,特别是要坚持文化性质的传承、文化定位的传承以及文化基因的传承;借鉴和吸收有益的文明成果,运用其有效的文化话语表达方式,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审视其有益的文化政策;实现文化转化,有效把握文化内在的层次转化规律、差异协同规律和结构功能规律,促进中华优秀文化成果的现代转化,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引领力,实现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欧阳竟无与“唯识古、今学”——20世纪汉语唯识学史探微

在20世纪唯识学史上,"唯识古、今学"之说首先是由欧阳竟无提出来的,但其论述始终局限于汉语佛学文献,且对唯识古学和今学的辨析依附于其"法相、唯识分宗"的论断。欧阳竟无的弟子吕澂对"唯识古、今学"的观念做了系统的文献学分析和教理分析,将"唯识古、今学"建立为一种全新的学术论断。吊诡的是,欧阳竟无的"唯识古、今学"本是以玄奘译籍为基础提出的,其论析处处贬斥真谛译籍及其学说,吕澂的"唯识古今学"却批判地分析了玄奘译籍及其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吕是欧阳竟无佛学的批判的继承者。     

论韩非基于工具性关系的义利统一观

利益至上导致义利天然对立,但是工具性关系能够实现义利统一;工具性关系使君臣关系有三点突破：依赖而不是主宰臣民、成就臣民的“富贵之业”、臣民只能以农战得富贵;工具性关系促进了君与民、民与民之间的平等．这也是工具性关系铸就强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