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弟”:“仁之本”还是“为仁之本”——以朱熹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诠释为中心

对于《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历来有不同的解读。汉唐时期大都将其解读为"孝是仁之本",而唐宋时期还出现了"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的文本。朱熹继承二程所谓"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明确讲"仁是体,孝弟是用",把仁与孝弟的关系看作体用关系,并由此将该句解读为"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而不是"孝是仁之本",这些观点在理解仁及其与孝的关系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王阳明对程颢“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

对于程颢所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既有肯定,也略有不满,而明确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同时又讲“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王阳明则讲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又讲朱熹“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并进一步讲“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体用在于“明明德”与“亲民”,解“亲民”为“安百姓”,进而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关心百姓的困难和痛苦,重视百姓的物质生活,由此开发出“亲民之实学”,实际上突破了程朱仁学仅限于心性境界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推崇《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并作了诠释,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以为朱熹主张应当像对人之爱那样爱护自然万物,那是不确切的。像先秦儒家一样,朱熹强调"爱有差等",并且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因而在朱熹看来,爱物与爱人是不同的。同时,朱熹又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是吸取了贾谊《新书》的观点,把"爱物"与对自然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应当尊重自然,根据不同自然物的特性,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历代对《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

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其中的“和”有“和谐”之意,但只是讲先王“和而不同”,要求君王讲“和谐”。汉唐诸儒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实际上消解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又有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等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讲“君子心和”“小人所嗜好者同”,君子“心和如一”,小人“为恶如一”。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并进一步讲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朱熹之后,不少儒者既讲何晏或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和如羹”,引伸出君子与小人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这些解读对于今天不少学者将“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仅仅解读为“和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礼记·学记》的教育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礼记·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专论,具有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主要内容体现在四个方面:师道之尊、教学之伦、为师之德、从学之道.针对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中师生关系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学记>的教育伦理思想可以在社会环境、教师伦理和学生学习伦理建设方面,为解决这一教育伦理的时代课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沈括的科学创新精神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点已不再有人怀疑;但仍然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家缺乏科学创新精神,而且还把这一点看作是中国近代没有兴起科学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在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科学实践中,处处可以看到科学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