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二是儒家经典是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三是儒家的经学方法是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技的积极影响是占主导的。     

朱熹:一位被遗忘的天文学家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研究过天文学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 ,他是否可称为天文学家 ,迄今尚无定论。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试图理清朱熹研究天文学的历程 ,概括出他在天文学上的卓越贡献 ,并对他的天文学研究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予以肯定 ,从而认为朱熹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天文学家     

《管子》的医学养生思想

《管子》在自然观上提出精气说 ,并较多地从人的生命构成上论述精气 ,从而把精气看作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形成了精气生命观 ;《管子》提出的阴阳五行说 ,也较多地与人体的脏器组织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初步的五行脏腑观 ;《管子》还在精气论和阴阳五行说的框架之下 ,在养生方面提出了不少合理的观点 ,在古代气功学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     

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对《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强调人对于自然只能起着辅助的作用, 认为应当通过与自然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达到“与天地参”,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同时还认为,要辅助自 然,必须“至诚”、“尽性”而达到“无人欲之私”,应当客观、全面地把握自然之理,并据此合理地对待自然,使之 各得其宜。显然,这不仅是为了人,而且也是为了自然,应当是一种与当今备受质疑的人类中心论不同的、以 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王阳明“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之内涵——兼与朱熹“仁义未尝不利”比较

与朱熹“仁义未尝不利”讲仁义并不排斥利但反对“利心”一样,王阳明极力反对当时的“功利之心”,并且推崇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谋其利”“计其功”,同时又讲“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并不排斥声色货利.但是,朱熹并不赞同主动求利,而王阳明则赞同在致得良知的前提下,对于声色货利的追求,并不反对主动求利,因而与朱熹有所差别.尤其是,王阳明还明确讲“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又讲“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讲“四民异业而同道”,对工商多有肯定,显然较朱熹有了一定的发展.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