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

最近十余年来,围绕着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思想动向出现的显著特征是反科学主义的各种思潮的抬头和蔓延.日本的反科学论者的思想是深受国际上     

“张献忠在四川”研究动向(摘要)

日本对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华中、华南地区的抗租运动和“奴变”,而对于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北方农民战争的研究却很薄弱。在中国,对北方农民战争的研究,对比日本的情况,虽然成果远为丰硕,但其中关于李自成和大顺政权的却占其大半,而对于曾经称雄一方的张献忠,则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有关张献忠研究未得开展的一大原因,是崇祯十七年到顺治三年期间张献忠占据四川这一问题,没有得出定论。因而对如何评价张献忠及其历史地位,就很困难。张献忠占据四川,前后总共不过两年多时间,却出现了不少很难索解、甚至堪称“奇闻”     

自然科学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

一、首先是科学和人类的危机问题今日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不用说,多半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离二十一世纪还不到20年的今天,人类的未来正笼罩着一片阴影。对未来的担心,主要是核战争的危险,以及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想见的对人类文明的破坏。今天所说的人类的危机,人们经常强调的是,由于世界人口骤增,迅速带来供不应求的矛盾,从而可能出现令人担心的粮食、资源、能源枯竭等问题,以及历来存在的环境污     

一项填补空白的丰硕成果——《满族文学史》评价

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著,自60年代就开始了,80年代初国家将其列入重点科研项目。满、鄂伦春、赫哲、鄂温克、达斡尔、朝鲜和锡伯等民族,有的已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史课题组,有的刚刚起步。但东北几个少数民族,除一本《蒙古族文学史》外,唯有满族文学史编委会成立最早,并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辽宁大学赵志辉、邓伟和沈阳师范学院马清福3位同志,为填补满族文学研究空白项目,历经数年的艰辛,勤奋耕耘,合作完成了《满族文学史》(第一卷)的撰著任务,并由沈阳出版社于1989年5月出版。这喜人的丰硕成果,实在令人欣慰。《满族文学史》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以大量史料,全面系统地对满族先世文学进行了介绍,是一部在总结前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勇于探索的专著。它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对满族先世文学的发展脉络、断代分期,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重要作家和代表性作品以及作品的内容、艺术价值、创作方法特点等,都做了科学研究,使读者对满族先世文学有了明晰整体地把握。     

蔡连贵维护《统计法》受打击事已合理解决

1984年8月,湖南省株洲市苎麻脱胶厂统计员蔡连贵同志因坚持《统计法》,维护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抵制该厂某些领导瞒报产量而遭到打击排挤的问题,已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蔡连贵在这个厂从事统计工作已11年.去年8月,该厂生产精干麻86.5吨.党支部书     

简议“人无完人”——读《朱德早年读史批语选》札记

黄埔军校大门两侧有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传说是蒋介石撰写的,至少也说明他对这副对联十分欣赏。所谓“正气”,指刚正的气节、正派的作风,而“完人”则必须在为人道德,亦即气节、作风上完满无缺。天地之间,古往今来,果真有至善尽美、毫无缺点的“完人”么?笔者对此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它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过,很多人还是相信有“完人”。诸葛亮(公元181—234)就是一个“完满无缺”的     

家畜的内源性感染症

1为何目前内源性感染症问题已不可忽视近年来，随着家畜饲养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以呼吸道器官和消化器官为中心的内源性感染症逐年增多，已给经营和经济方面带来很大影响。内源性感染症是“家畜处于恶劣环境条件下，由非病原性或者病毒性做生物感染的发病症”。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极度的过密饲养等恶劣环境条件导致家畜的抗病性降低，通常情况下表现为“温和的”、“隐性的”形式感染的微生物突然发挥其发病力所致。这种内源性感染症观点与50年前越智勇一博士所提的“自发性感染论”基本一致，即1943年发表的“关于家畜的…     

当代学科发展的大趋势

据统计,当代学科总量已超过二千六百门类,这种发展势头还有增无减。当代科学发展趋势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的分化和综合并驾齐驱学科的分化趋势表现得突出,例如古老的地学分化出海洋学,而海洋学又繁衍出一百三十多门分支学科;经济学在近三十年来就派生出国土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一百多     

关于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质问题的探讨

在我国农村基本上实現了人民公社化以后,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貭的問題,曾經引起了人們极大的注意,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和爭論。当中共中央八届六次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公布以后,无疑地,对于人們在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质上存在的某些混乱思想将得到澄清。由于这个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义和現实意义,因而,仍然值得深入研究,以便于我們正确認識中央决議的精神实貭。     

芥川龙之介与鲁迅——谈《朱莉亚诺·吉助》与《药》中的虚构之花

一自二十世纪十年代的后半期到二十年代一直很活跃的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被评价为“艺术至上主义作家”。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波涛汹涌的1927年’他因对自己的未来怀有“隐约的不安”①而自尽。留下“人生不过是一群波特莱尔而已”②的悲叹而死去的芥川,毕竟是无愧于“艺术至上主义作家”这个称号的。现在我想从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中选出题名为《朱莉亚诺·吉助》的短篇小说,研讨关于它与中国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家鲁迅的小说《药》③中的一个共通的小问题。但是,这里为方便起见,仅摘出有关夏瑜儿的一部分,而略去牵扯华老拴全家的部分,不去评论《药》的整个作品,从而谈到的问题极为细小,并希望通过这细小问题,就能说明鲁迅和芥川以及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