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的乡愁抒写

月是故乡明,思是长流水.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长期处于隔离的状态,大批原籍大陆的人迁往台湾,成为游子.对故土的羁念、对家园的渴望,使台湾作家的作品产生一种浓重的归思情绪.思乡就成了台湾人一种普遍的心理情节,也成为几十年来台湾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分配与持有之间：执政党正义的逻辑基础

执政党的正义逻辑需要同时从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两种观念中寻找根源。在分配正义的观念中,罗尔斯强调福利平等原则,德沃金强调资源平等原则,桑德尔强调基于共同体的平等原则,麦金太尔强调历史主义的应得平等原则,沃尔泽强调基于共同体的按需分配原则。在持有正义的观念中,诺齐克和哈耶克则都强调首次分配意义上的个人持有原则。未来中国共产党正义伦理的构筑需要在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之间折衷。中国共产党应在保障公民正当财产权的基础上,通过税收制度和社会捐赠制度进行再分配。在再分配的过程中,执政党应在普遍国民福利和弱势群体福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移动商务产业价值链研究

文章在对移动商务相关文献的回顾与论述的基础上,对移动商务这一新兴商业模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结合已有文献提出了移动商务价值链层次模型,并分析了移动商务价值链中各个层次参与者所提供的功能,及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最后应用该模型分析了中国移动商务产业发展的现状.     

实现四化必须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

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进一步努力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增进整个民族的健康和福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丝毫不能放松。”这就告诉我们,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必须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     

我们一定能够持续跃进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下死劲地大肆攻击,污蔑和诽谤,企图缩小它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中的深刻的影响。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跟着大肆叫囂,他们扬言:大跃进只是什么“各项偶然条件合成的现象”,什么“十年积累用于一旦”。这种论调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事实恰恰相反,1958年震惊全世界的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是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我国国     

关于我国市场供需关系的问题——驳斥右倾机会中义所谓我国市场“全面紧张”的谬论

十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一直在飞跃的向前发展着。不论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还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都在成倍的增长。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情况来看;1950年是170.6亿元,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的时候,增长为276.8亿元,增加了62％;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增长为474.2亿元,比1950年增加了1.8倍;1958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一年,这一年社会商品零售额是548亿元,比1950年增加     

红楼梦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兼谈考据

考据工作在研究古典文学中还是必要的,不考出作者的生平和历史背景,怎能发现出作品里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呢?且从那时候(雍乾朝)的宗法制度来谈一下: 按曹沾的籍属是内务府“包衣”,清朝的家法和一般人的门阀之见极严,这是封建制度阶级社会的特点。从整个阶级来说“宗室”“觉罗”“八旗”是三个阶层,而这三个阶层之於“包衣”这个阶层则几乎等於两个阶级——主仆。即便因功“抬旗”也不能跟汉军旗兵相比。任凭多么阔(有钱有势),也被看作是“家人”出身。没抬旗的不能跟“宗室”“觉罗”“八旗”平起平坐。在喜、寿、婚、丧典礼、大庭广众的场合,常有被申斥甚而殴打的可能。(这种风气直到清末还存在。像:有“贵胄学堂”“宗室觉罗八旗学堂”,“内务府三旗     

請批准“年青人”这個詞——讀“丁玲:官■水庫散記之一——糧秣主任”后

比如:说‘這個人年輕。’就意味着他没有練達到老成的地步。比如:說‘年輕輕儿的。’就意味着他年紀不大。在咱們嘴裏說‘年輕’跟‘青年’總覺得是有區別的。如果把‘青年’寫成‘輕年’,那自然是錯了,因此把‘年輕’寫成‘年青’,也是錯字。按:‘輕’是表分量的,常跟‘重’成對語。‘青’是表顔色的,常跟‘紫’‘黄’成對語。‘青’是黎明天的顏色,所以說它是‘東方色’。春草青青,所以又說它是‘春天色’。     

对实现我省八五年人口规划问题的初步探索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力争使全国人口增长率到一九八五年降为千分之五左右。这是实现我国“四化”第一个战役中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河南省是人口最多的三大省份之一,在实现国家八五年人口规划的任务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全国、全省人民的深切关注。在省人口学会的倡导和支持下,我们对这一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初步探索。     

略评韩非非道德政治观

韩非反对道德主义的政治观,认为政治的目的不是追求道德上的良善,而是争取国力强盛,维护君主的权势。韩非的非道德政治观超越了先秦其它思想家的道德政治观以及贤人政治理论的局限,肯定了追求利益行为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