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与细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与趋势。最初社会调查的观点集中于乡村社会的自我封闭和与国家对抗上;而20世纪引进宗族与士绅研究后,则倾向于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共存合作,强调士绅的中介作用;在新世纪初的整合研究中,则出现了"第三领域"、"文化网络"等多元理论。跨学科综合与研究对象细化必将成为今后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方向。     

村干部视域中的村民自治:成效、问题与思考——四川省部分农村村干部关于村民自治评价的调查报告

在对四川省部分农村村干部关于村民自治评价态度的调查中,村干部多持以下观点: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事务难办的主要因素是村集体缺乏资金;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选举中最令人担心的问题首先是选民投票率低;农业税取消之后的乡村关系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非像学界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村组织因不再履行征税的任务而减少了行政职能,成为自治组织;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这两个职位分设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更好地促进村民自治.     

广州中档酒店竞争力及营销策略分析

伴随着外资品牌酒店的进入及本土经济型酒店的快速扩张,广州中档酒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市场压力。要在酒店集团林立的广州获得立足之地,中档酒店必须认真分析所处的市场环境,将目前的市场进一步细分,寻找自己的目标市场,同时调整产品和服务组合,为既定的目标市场服务。     

关于新时期加强高校德育工作的思考

新的历史时期给高校德育工作提出许多新课题,必须根据德育工作的总体目标,科学地规划各阶段教育的具体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本文从当前高校德育的重要性以及新特点、新情况出发,强调要紧紧抓住国家法规和政策,在大好形势下开展高校德育工作,构建一个完整的德育工作体系,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温州村落社区宗教文化及其影响

宗教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乡村社区中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积极利用宗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努力消除其不良影响,是当前和今后新农村建设中一项重大工作。     

40年来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研究热点与未来趋势——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实现了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提高了社会救助效果,是社会救助领域长期探索的议题。基于1980—2020年CNKI中文数据库中国内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的论文数据,借助CiteSpace可视化知识图谱软件对其进行文献计量,根据所绘图谱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旨在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及趋势,为国内社会救助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发挥作用。结果表明：国内关于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的研究主要围绕基础性研究、多形式参与、多主体协同机制、中外对比四方面开展。在未来研究中可从救助政策改善、社会救助研究方法与范围拓展、慈善组织系统化建设、国际比较四方面切入,以推动社会救助研究深入进行。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定位与实践路向

因文化符码的嵌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涉及宏观价值引导、中观符号建构、微观仪式组织三层价值链条,理应在乡村社会充分发挥价值引流、共识建构、合作深化和行动规束的“软治理”功能。受旨向偏离和惯性束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将价值引流曲解为文化救赎、将情境建构局限于设施配套、将文化互动寄托于行政整合、将行动规束转化为道德说教的实践偏差,其应然效能暂未有效发挥。对此,应着眼实施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与丰富乡村治理工具的现实需要,以文化治理的高度推进服务供给实践的纠偏,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调节乡村文化生态、进而重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载体,以内外价值互嵌推进供给旨向的回归,以文化仪式推送强化情境共识的建构,以文化主体参与锻造合作共治的自觉,以行动价值传播激发公共规则的生成。     

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青年教师已成为21世纪高校教师队伍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成长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的荣辱兴衰。针对当前青年教师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加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治理困境及其出路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征地引发的严重问题,发达村庄人口的大量涌入,同时一些地区农村精英的大量流出,使村民自治面临农村社会秩序不稳、精英缺乏等“治理困境”。因此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出路在于国家要从宏观上重视和解决农民失地问题,改变征地方式,增强农民及农民自治组织在征地中的谈判地位,大量外来人口的村庄,要给予外来人口一定程度的政治及经济权利,积极探索多种方式解决农村精英缺失问题。     

孤独者的精神吟唱——论何其芳诗歌抒情风格的转变

何其芳早期的诗集《预言》是象牙塔里孤独者的精神吟唱,低回婉转的诗风体现了诗人柔弱的抒情个性;延安时期的《夜歌》则讴歌战斗的青春,礼赞崭新芬芳的新生活,呈现出豪放有力的新气象。这种抒情风格的巨大变化是时代背景和诗人创作心理双重变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