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的独特道路:小综合、大专业

<正>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创办的高校文科学报,《文史哲》走过了六十年的光辉历程,在这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文史哲》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我将《文史哲》的特点和风格简单地总结为一句话,即"综合性与专业性的有机结合"。我认为这种特点是《文史哲》独有的,在全国社科期刊中是     

浅议接受美学中的反馈思想

接受美学是一种侧重于从读者方面来解释、评论作家作品的文学研究方法。它最早是由西德学者汉斯·罗伯特·乔斯提出,以后影响到其他国家,其中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学者对此尤为重视。接受美学的主要特征是强调读者同文学创作的关系:第一,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读者阅读。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其潜在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才表现出来。第二,在文学创作的“动力过程”中,读者(包括评论家)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能影响文学创作。第三,读者对作品作出何种反应,既取决于作品的性质,也取决于读者的文艺鉴赏水平、兴趣、需求等。总之,读者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各种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长处及使用价值。但它们的共同缺陷之一是忽略了读者及其欣赏活动——作品价值的实现过程,一般只     

认识论、史学功能与本土经验——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历史学的实质就是在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与客观历史事实之间构建特定关系,史实是客观基础,价值关联是研究工作的主观原因,两者缺一不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危机,主要不是方法论的危机,而是脱离了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危机。历史研究者可以从条件、手段、价值三个方面向历史学提问,但不应该试图从历史研究中直接导出社会行动的目标,否则就可能使历史学带有“目的论”的色彩。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同,套用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决中国的本土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概念进行抽象和重新定义的基础之上加以借鉴,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雷文化与龙文化一脉相承

一 成书于公元100年的,中国第一部汉语字典《说文解字》对“龙”字的注释是这样的：“青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黾肉飞之形;童省声。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是有鳞甲的动物的首领。它能幽暗,也能明亮;能细小,也能巨大;能变短,也能变长。在每年的春分时节,它常常飞腾到天空,     

服务价值论

本文根据马克思对“服务”这一概念的有关论述,提出了服务有“单纯服务”和“不单纯服务”之分,进而分析了服务与一般生产之间的区别。作者对服务业中的几个主要部门的劳动是否制造价值的问题分别作了具体的探讨;又进一步探讨了服务产品价值的实现条件,包括人们的认识水平、支付能力,以及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储存手段和市场规模等。作者认为,在人们对价值的概念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背后,有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工业化社会向服务经济化社会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对服务经济这门学科的研究,是理论上的需要,更是实践上的需要。     

《记念刘和珍君》的感情起伏线索和表现方法

《记念刘和珍君》记叙刘和珍君烈士生平事迹的文字只有三个小段,其余多为抒情和议论,而抒情更多于议论.文中有对革命青年忧国忧民、临危不惧精神的热烈赞扬,有对爱国青年惨遭虐杀的沉痛哀悼,有对反动派及其帮凶倒行逆施的切齿痛恨,也有对人们继续战斗的热烈希望.文中虽然抒发了多种感情,但悲愤却是贯串全文的主要感情,是全文的基调.可是,初读《记念刘和珍君》不易把握这条主线,会感到文章段落之间若断若续,似乎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这是由于没有弄清文章感情起伏的线索和特点的缘故.本文拟就此谈谈个人的浅见.     

调整是综合性社科期刊发展的必然选择

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研究的作用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即期刊是为学术研究服务的,期刊理所当然应该定位于服务的角色.但是,很多期刊不甘心于此,好的学术期刊尤其想发挥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能动作用.人们时常以年鉴学派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为例,证明期刊完全可以在学术研究中起到引领作用.学术史上此类事例不少,比如中国的疑古学派与<禹贡>杂志等.     

重大飞行事故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伊春空难机长被提起公诉一案引发人们对重大飞行事故罪的关注和研究.中国刑法规定的重大飞行事故罪立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罪名设定不妥帖,无法清晰表明本罪只适用于空勤人员违反规章制度导致的责任事故;罪状表述不严密,"发生重大飞行事故"与"造成严重后果"的关系不明确,且缺乏对"重大飞行事故"的解释;罪行适用范围有限,仅限于飞机发生的重大飞行事故,而排除了其他航空器飞行事故的适用,以及法定刑规定混淆的问题.建议将罪名修改为"重大飞行责任事故罪",严密罪状表述,以"航空器"替代"飞机",扩大本罪适用范围,并修改法定刑规定以完善重大飞行事故罪,促进航空安全发展.     

宋代“别籍异财法”的演变及其原因阐析

宋代“别籍异财法”经过真宗、仁宗、孝宗、光宗等时期的多次修改 ,逐渐确立了子孙的财产权。自太祖直至仁宗初年 ,多以特别法的形式修正“别籍异财法”的生效时间与量刑 ;仁宗景祐四年 ,法律承认“非因祖父母财及因官自置财”为个人所有 ;孝宗时著令承认子孙的财产权 ;光宗时又对此法令稍加限制。促使“别籍异财法”发生演变的两大原因是差役和家庭财产纠纷。考以史实 ,“别籍异财法”在社会基层的实际推行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