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优势资源 建设科技强市

本文主要通过积极主动作为,以科技创新引领主导产业快速发展;夯实基层基础,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抓好科普宣传,增强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四个方面来阐述"集聚优势资源建设科技强市"这个问题。     

半封闭高等级公路养护初探

对半封闭高等级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应从提高员工队伍素质、使用高质量维修材料入手，做好日常巡查工作，并积极做好预防养护。     

笔谈六篇：法理学的反思——法理学的性质与当下中国法理学的流派

孟涛在《法学的性质：技术、科学或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学目前只是停留在技术化的第一步,离真正的技术化还有很长的路;社科法学有助于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扩展领域和发展空间;法律本身是否合理,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特别是要进行古今中外思想上的深层次对话。鲁楠则从比较法视野进行反思,眼下的中国法学流派之争究竟在争论什么？宋旭光则试图从流派之争的背后问题出发,明晰法理学学科性质并探寻法理学研究的进路。杨天江则告诫自然法理论研究者,出于对自然法理论研究尚未迈过初级阶段的原因,不仅不应介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还应主动避免被迫的卷入。刘振宇对自然法之是否介入当下的学派之争则持另一种观点,现有流派都不足以将带有政治因子甚至于以政治话语为主的泛法律信息转化为法律话语,而自然法理论则可,从而推动形成中国法理学第三种智识。黄涛从古典法学的视角相对超然的审视流派之争,即认为需要适度地超越一种经验性的考察法律现象的方法,探寻人类应过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建构何种法律世界,以找到真正支撑规范生活的内在动力源泉。     

基尼系数的分解:收入增长能否降低收入不平等

本文首先将基尼系数的变化分解为收入增长效应和家庭排序变化效应,再分别将居民按城乡分组、居民家庭收入按来源构成进行分解,构建了基尼系数变化的三层分解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采用2006-2011年中国健康调查数据(CHNS)讨论了各项收入增长对城镇、农村、城乡间及整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校园经济的开发和利用

巍巍大别山,绵延八百里：滔滔江淮水,滚滚向东流。红色新县就座落在这群山叠翠、绿水长流的美丽地方。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鄂豫皖苏区革命根据地的首府。革命战争年代．从这里走出了90多位共和国的将军和省部级领导干部,有5．5万名优秀儿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博客“热”的“冷”思考 ——对新闻博客的传播学解读

2005年被称为“博客元年”,博客及其所代表的传播现象引起了新闻传播理论界的关注。对这一新的传播现象需要科学、理性和冷静的分析:博客既是个人传播的工具也是社会舆论阵地;新闻博客的自发性、自主性和随意性使它不可能取代大众传媒;公民记者和公民新闻有利于调动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管理的积极性,是对大众传媒的补充,但需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东罗马皇帝莫里斯和突厥可汗: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所记突厥史料

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关于突厥人和中国的记录是现存拜占庭文献中对远东记载最为详备的文本。曾有一个有关突厥—拜占庭双边政治背景的假说,其推断来源则是:和莫里斯通信的不知名可汗就是达头,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还引用其国书,他是突厥汗国开国君主的侄子,在很长时期内(576~600年)出任西突厥地区统帅,随后成为整个汗国的大可汗(600~603年)。把泰奥菲拉克特著作节选提到的事件从598年重新断代到595年,并且依据从中国新疆昭苏县发现的粟特铭文,则很显然和莫里斯通信的人不是达头,而是泥利可汗,595年泥利自称是最高可汗并且控制天山北部。泥利也是6世纪末分裂突厥汗国的王朝战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而那时达头从官面上还只是他的下属。     

论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在创业教育日益成为高等教育新理念的今天,创业教育与实践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载体,加强创业教育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文章以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品格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为切入点,论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从而不断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与接续问题及法律对策

近年来,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将企业中的农民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但在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与接续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与接续机制的缺失。应从立法上解决这一问题,构建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与接续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典籍翻译,任重道远——王宏印教授访谈录

论文针对典籍翻译中的一些问题采访了中华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印教授.王教授围绕目前典籍翻译事业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典籍翻译涉及的任务、学科性质、顺译与逆译、闭门造车与借帆出海、典籍翻译与非典籍翻译的区分和对策,以及当下从事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的独特意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这些真知灼见对于当下的典籍翻译实践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