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川省国有资本退出的战略构思

如何科学分析和评价四川省国有资本的现状 ,是研究国有资本退出的一个重要前提 ,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应予以澄清。关于国有资本退出的理论模式与现实思路均不少。四川省国有资本进退的指导思想应该是 :“有进有退 ,进而有为 ,退而有序 ,进退自如 ,攻守自若” ,同时还要妥善设计退出的行业与步骤以及退出后的资金管理。     

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本文认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研讨 ,关乎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胡适和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奠基人 ,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正是从对胡适和冯友兰模式的反思开始。在当前情况下 ,我们关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就是要充分关注中国思想的特殊性 ,以便在“哲学”的视域 ,发现更多中国人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独特之处     

外语与外国文化的学习--对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再认识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来讨论外语界日益重视的跨文化学习问题.作者认为,充分认识外语学习过程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外语与其相应文化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是跨文化外语教与学的定位、实施和研究的前提条件.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简述

成都军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4月23日至25日在成都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苏德条约》评价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苏德条约》的签订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作用:(一)条约的签订推迟了苏德战争的爆发,赢得了战争准备时间,使苏联得以建立“东方防线”,从而避免了西线作战的危险。(二)打击了英、法等国怂恿德国进攻苏联的绥靖政策,粉碎了德、意、日反共集团的包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苏德条约》不是真正的互不侵犯条约,而是一种战略结盟,它反映了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沙文主义,客观上助长了法西斯侵略势力。苏联虽然利用条约争取的时间做了一定的战争准备,而德国则利用同一时间结束了西线战事,完成了东线作战的战略布势,使反法西斯国家和苏联战略上更加被动。军事上,苏联“东方防线”的建立,使苏军临战前夕彻底变更部署,脱离经营十数年的国防工事和筑垒地域,开赴缺乏坚固阵地依托的新边界仓促组织防御,更加丧失了战争初期的战略主动权。     

对“重本抑末”思想的有力冲击——论《聊斋志异·黄英》的形象塑造

“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商人的形象,在古典文艺作品里很少被作为歌颂、肯定的对象。《聊斋》中的《黄英》,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商人的活动,细致地表现了农业领域里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而且鲜明地揭示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世界,流露了对商人、对     

“本心”与“民本”——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实践指向

陆九渊“本心”观念有很强的实践指向,这也是以往研究中有所忽视之处。陆九渊十分关注道德意识与道德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孟子以来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也体现出陆九渊发明本心和将其转化为政治实践的一致性,从而体现为对民间疾苦的关切和改善民生的行动。     

劳动日的社会主义形式—自主劳动日探讨

本文试图就经济理论界长期忽略了的一个课题——社会主义劳动日作一探索。我们认为,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是自主劳动。进而,将劳动日的社会主义形式称之为自主劳动日。从质和量的两个方面来考察自主劳动日,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实践,都是有意义的。     

浅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

在阐释"范式不可通约性"的含义及其理论根据的基础上,分析"范式不可通约性"论点在库恩科学革命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范式不可通约性"是范式最重要的属性,是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重要支点,或者说,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理论逻辑上的基础性环节。     

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制度化儒家是传统儒家的基本存在方式。本文从讨论科举制与制度化儒家的关联入手 ,分析了科举制度在儒家制度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近代以来科举制的衰落对制度化儒家的影响。指出人口的压力、国内的社会动乱、科举体制的恶质化 ,导致了儒家与权力和“真理”的联系逐渐松散 ,而新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与儒家教育观和人才观之间的根本矛盾 ,使得科举制被最终废除 ,制度化儒家也就此逐步走向解体     

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在西方学术体制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学科,始终受到了“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这样的质疑性挑战。而如何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下充分展现中国思想的独特价值,现在的哲学教育如何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又是上述大课题下的子课题。从发展前景看,中国智慧的独特性和哲学的学科规范学之间存在着张力。同时,就哲学本身而言,向我们这个时代敞开问题的论域则是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因而,如何协调哲学的专业训练和哲学的创造性,则是当下哲学教育所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