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本文作者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为我国宪法、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文件所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我国一个不可分离的地方行政区域,享有高度自治权,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本文围绕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基本性质,对其立法地位、行政地位、司法地位以及在对外事务中所享有的法律地位等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     

主客体关系研究中的两个方法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研究中提出和涉及到一些方法论问题,值得引起注意。一、要注意主客体关系发展的历史性目前在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如下几种偏向。其一是把主客体关系看得过分简单,认为主体就是认识者,客体就是认识对象,二者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了,没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其二是超出现实中的主客体关系,讨论目前尚不存在的主客体关系,如机器能不能思     

吴晗先生在云南

吴晗,字辰伯,原名吴春晗,1909年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苦竹塘一户较富裕的农民之家。中学时代吴晗就曾靠节约下的零花钱买书读完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表现出对历史学的情有独钟。1930年夏,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求学的吴晗完成了学年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颇受好评。稍后,担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的著名学者胡适辞职到北平后,吴晗亦随之离开上海来到北平。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吴晗撰写出《胡应麟年谱》,这一考证成果有力地支持了胡适的观点,也奠定了吴晗的明史基础。1931年,吴晗先后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后以文史、英文各100分,数学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4年5月吴晗发起组织“史学研究会”,在史学界逐渐崭露头角。毕业后,吴晗留清华任教,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小说些废话,多读些好书”的教导,对其一生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反省及启示

通过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反思,揭示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实质是理性与价值之争、功利与意义之争、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现代与后现代社会都是否定对方而单向发展了,致使社会存在严重缺陷.所以要超越现代理性与后现代非理性的二元对立,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反省及启示

通过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反思,揭示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实质是理性与价值之争、功利与意义之争、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现代与后现代社会都是否定对方而单向发展了,致使社会存在严重缺陷。所以要超越现代理性与后现代非理性的二元对立,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实践标准的唯一性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至今理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同志虽然原则上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在具体解释和论证的时候却又附加了这样那样的保留条件。结果,并没有把实践标准唯一性的观点坚持到底。对此,我们想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一、逻辑证明完全没有检验真理的作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不是唯一的,关键在于逻辑证明究竟能不能“检验”认识     

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

<正> 本文讨论的动补式限于表示动作结果和趋向的动结式和动趋式.动词(及物或不及物)后面带着表示结果的动词或形容词,叫动结式,如"射中"、 "辨明";带着表示动作趋向的动词,叫动趋式,如"飞人"、"进去".动补式以一种紧缩的语法结构包含着动作和结果(或趋向)两重关系,它的结构复杂而经济,含义丰富而明确,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它的出现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而它的产生形成、发展等等问题历来为大家所关注,具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以各自占有的材料作为依据.看来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认识还有待于对动补式作断代的、全面的深入调查研究,而断代研究又宜对有代表性的专书深入剖析.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左传》、《史记》(以下简称《左》、《史》)的比较着重描写《史》的动补式,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提供一点方便,并期待大家的指正.     

兰州市集体所有制工业的调查

演变与现状 解放前夕,兰州城市人口仅有十九万多,工业仅有十六个小工厂,产值不过一千万元。生产能力极其低微,工业面貌极端落后,人民生活非常贫困。解放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劳动力的增加,各种矿产资源的挖掘利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市场需要的扩大,集体所有制工业应运而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七九年底,全市共有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二百九十三个,较四九年末的十一个,增加了二十五倍;职     

在工作似乎无法进行的时候

今年夏天,我们工作组到毛嘴区同兴公社进行水利清查整顿工作。当时农活正忙,又是整田插秧,又是棉田管理,干部、群众起早摸黑地在田里劳动,没有一点闲空。我们感到工作无法下手;于是就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学习《矛盾论》,具体分析农忙与水利清整的矛盾。水利清整本来是为农业生     

论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

实现效率与公正的统一是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规制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间的内在紧张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政治人与经济人、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矛盾 ,使政府规制下的自然垄断企业陷入困境。放松政府规制 ,形成可竞争性的外部环境是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规制的一条可行性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