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MI的T—S模糊时滞系统控制器设计

利用模糊T—S模型对一类非线性时滞系统进行建模,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模糊时滞系统的保成本控制器,并利用Lyapunov—Razumikhin引理和线性矩阵不等式证明了系统渐近稳定的充分条件,通过求解一系列线性矩阵不等式,得到了反馈增益矩阵。     

蜀中汉碑三题

本文主要对蜀中重现或新发现的三通汉碑的碑文内容和文字进行了考释.其中,简述了<何君阁道碑>的重现经过,对碑文内容及其书体进行了一些考释;对<汉赵仪碑跋>文字的释读作出补正,并对碑文中提及的掾史一职的源流提出一些看法;对<郭择赵汜碑>文字的释读作出补正.     

穿越康波周期——产业的“韧性与重塑”

所谓康波周期的大意是,全球经济大约每隔50-60年轮回一次,即从高峰到低谷后,需经历50-60年左右的艰难时期,然后再逐渐重归繁荣。50-60年的周期性轮回,和过往数次工业革命接续的时间基本相符。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下一次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到来？主要的科技力量,是我们目前的“AI”,还是“另有它物”？     

体制转轨、市场治理与产业规制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产业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政策的设计、调整和执行等过程充满着难以把握的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作为市场治理最重要组成的契约,在受经济体制制约的同时也影响着政府的产业规制及其效应.本文在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市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的市场治理及其创新,并联系实际对我国现阶段市场治理之于产业规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产业规制的宏微观效应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取决于市场治理及其制度安排的这一事实,体现了依据制度安捧来研究产业规制效应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强制外交:西方国家军事外交的核心内涵——兼论中国军事外交不同于西方强制外交的哲学基础

西方国家的军事外交的核心内涵是"强制",表现为"强制外交"。而中国军事外交概念则突出"交往",中国把加强互信、促进真正的和平作为军事外交的根本目的。西方国家军事外交建立在人性恶和权力政治基础之上,因此其内在表现则具有很强的胁迫性,而中国的军事外交则是建立在"善"的传统儒家交往思想,以及当代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实践中具有多样性、平等性、互利性、合作性和预防性等特点。西方国家把正常平等的军事交往或预防性的军事外交作为策略考虑,通过军事外交达到了解对手并最终控制对手的目的。而中国的军事外交通过交流和合作的方式,谋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共同发展,把安全和发展结合,把自身和外界利益紧密联系,彰显"不自生,故能长生"的战略智慧。     

浅析改革开放以来青年运动的社会化动员模式——以青岛市希望工程建设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青年运动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对青年运动动员的目标、内容、方式等也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发起于1989年的希望工程,是青年运动动员方式由单纯的行政化动员转变为更多地使用社会化动员的标志。青岛市希望工程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成为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有影响力的公益事业,依赖于始终坚持社会化动员模式,始终坚持社会化筹资、社会化救助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路子,并根据时代变化与时俱进。     

细节成就事业 沟通搭建和谐——浅谈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细微末节

《道德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合抱之木,起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充分地说明了基础的重要。这就好比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是党表达意志、实践行为、执行功能、树立形象的重要载体,更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因此,从整个国家大范围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创新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就工商事业而言,工商所的党建工作便是这基础中的基础。     

浅谈企业集团的战略性成本管理

成本领先战略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战略。为实施成本领先战略,企业联合起来,走集团化发展道路;战略性成本管理不仅事关企业集团成本领先战略的实施,也是集团核心企业在集团成本管理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     

清流综艺:个个揣着一颗文化的心

正不管宏观的政策环境,还是受众的审美土壤和现实数据,很多迹象都表明,文化综艺正在进入黄金年代。"裸奔"了一季的《见字如面》,第二季穿上了金主爸爸为它定制的"新衣"。此前,由于找不到广告商赞助、冠名,《见字如面》第一季在视频网站和地方卫视上素颜上线。在部分节目冠名费已飙升至以亿元为单位的网综时代,这样的处境颇为尴尬。士别三日,形势大变。第二季《见字如面》制作完成后,拿下超过5000万元冠名费,所有广告都在3天     

翻译单位研究略述

翻译单位问题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构成了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关于这个问题,中外译者与翻译理论家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广泛而深入细致的反复研究,但始终存在分歧和争议。在此对一些争议较大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整理,以期能更好地了解“翻译单位”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