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吴地早期历史的好读本——《吴国史》读后

至少从南宋开始,以苏州为中心,主要包括苏南和浙西(今杭嘉湖地区)的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一直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正因如此,江南地域史研究也往往在中国史特别是区域史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20世纪以来,一大批中、日、美等国学者对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等内容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真实与建构:20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

疫病,特别是急性传染病,在20世纪仍然是威胁中国人生命、影响中国社会秩序和心理等的重要因子。疫病如鼠疫的爆发确实直接促动了一些卫生防疫事业的开展,但疫病本身与公共卫生并无必然联系,公共卫生显然是近代以来西方的舶来品。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特别为人所注目的疫病如鼠疫、天花和霍乱等等,并非民众死亡的特别重要的病因。公共卫生特别关注疫病,无疑跟疫病特别是急、烈性传染病所带来的社会恐慌和社会冲击力有关。公共卫生的着眼点虽然与维护健康有关,但同样或者更为关注社会的稳定和社会舆论对政府的观感。诸多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社会思潮和舆论力量的影响下,统治者、管理者为更好地维护自身统治(管理)以及表达自身统治(管理)的合法性。显然,无论是疫病还是公共卫生,都不单是科学所能完全解释和掌控的,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19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推动研究者和卫生工作者开始更多关注、思考疫病和公共卫生的非医学因素。人们已经开始反省20世纪以来的卫生现代化迷思,对卫生的目的,不再像较早那样专注于种族和国家的强盛,专注于经济利益,而更多地落实到个人的权利上。通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和思考,或许不难发现,现代的一系列有关公共卫生的认识,乃是真实与建构的混杂。     

略论平等互惠原则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立足于郑和与汤若望的分析

坚持平等互惠的原则,是中外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明初郑和下西洋,明末清初耶酥会士来华,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但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对后世均未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而汤若望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上做出了成绩,正是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平等互惠原则的结果。     

清前期浙西杭州、湖州府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三个层次

在目前的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中 ,被称为浙西的杭嘉湖地区 ,一般都被当作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均相对发达的统一整体看待。但实际上 ,在其内部 ,特别是其中杭、湖两府的各州县 ,在发展程度上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为更好地了解和研究这一地区 ,本文根据州县官缺等第、地理条件、人口密度、绅士密度和市镇数量等标准 ,将清前期的浙西地区划分成中心、中间和边缘三个发展层次。     

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

区别于一般意义的宗族义庄，苏们丰豫义庄是由绅宦家族捐建，面向邻里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通过平泉、赈济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手段来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它的创办，既是时代的要求，也与乡绅个人及其家族的遗德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乡外的救济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和持久性的社会控制手段。     

宋元以降本草书写与地道药材建构探论——以肉苁蓉和锁阳的入药史为例

早在《神农本草经》时代,肉苁蓉已作为常用药物见诸记载,而产地、药效几乎相同的代用药物锁阳则要晚至元代。锁阳最初纳入本草书写时,药物知识的早期约简化书写已经开始,药理之外的内容不再纳入当时的本草叙写。直至明末和清代,锁阳的地道药材知识才主要由医家之外的群体补充到比较完备。地道药材名录虽然仍旧由医家主笔的本草来记录,但地道药材的形成并非由医家来拟定。环境变化、药物贸易、医药分业等因素之外,疆域变动和药物知识撰述主题的更新同样也会作用其中。直至宋代《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之前,药物知识的不断增加仍旧是当时本草书写的主题,此后以医理契领已有本草知识的约简化书写逐渐占据优势。同时,随着医、药专业化的不断发展,到明清时非医理类的药物知识不再是医家着力叙写的内容。     

“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

一般认为,"不为良医,则为良相"这一范仲淹的名言,对宋代儒医阶层的兴起及此后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实际上,这一名言非但不是范仲淹所言,甚至很可能与他本人无关。"良医良相"说至少在12世纪中期以前并未对社会造成什么实际影响,虽然13世纪以降,其意涵被不断阐发和引申,但在国家相关的制度性规定和社会指标性身份认定的束缚下,其实反映出了明清时期医生的身份和地位难以真正"向上提升"的窘境。而且,"良医良相"说本身,不仅无助于作为职业的医生的地位的独立和提升,反而强化了人们将其视为儒的附庸的意识。     

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

在地方社会居于领导地位或有重大影响的乡贤基本由绅士与平民两部分组成,其中绅士可分为中上层绅士和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平民主要由读书人、技艺人、商人和一般劳动者组成,其中以下层绅士人数最多。虽然平民乡贤的份量不容忽视,但总体上绅士的主导性仍无法撼动。在清前期的杭湖两府,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发展程度不同之影响,乡贤的社会构成在时空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不仅表明明清的乡贤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缺乏具体实证研究的笼统探讨,并不利于真正深入细致地呈现历史的经验。     

大疫探论:以乾隆丙子江南大疫为例

有关瘟疫病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比较薄弱的方面,典型个案的研究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瘟疫及相关情况的了解。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疫发生于“康乾盛世”时的富庶江南。作者对此次大疫展开了多视角的系统研究,运用详尽的史料近乎完整地回溯了历史场景,并以此为背景,揭示大灾与大疫之间的关系,检讨传统国家和社会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作为。由此,可使我们全面认识当时的“盛世”和江南富庶的真实意涵。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实践路径刍议——以生命史学为中心

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日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对于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了探讨，但大多为一般理论性的探讨，缺乏结合具体案例而展开的实践路径的探讨。以生命史学概念和理论的建构为例，探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和实践路径，可以发现，现实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吸纳古今中外优秀精华的现代历史学学科的创建以及中国丰厚的史学传统，都为当代中国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生命史学这一具有范式性的概念以及理论和方法的建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拥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和信心，主动感知时代脉搏和需求，破除学科壁垒，立足中国实际，从构建原创性的概念体系入手，开展理论和方法创新，以恒心和耐心，持续发力，就完全有可能构建有生命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