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神魔小说审美规范的确立

考察《西游记》所确立的审美规范,必须兼顾它与佛教的人生哲学、中国志怪传统和中国笑话文学的关联,将《西游记》的象征性主旨、想像世界和戏谑性风格融为一体来加以理解。将三者结合起来,既可以避免一味从"现实意义"的角度阐释《西游记》,也不会因为注重象征性意蕴而过于拘泥、严肃,或者因为强调戏谑而忽视了小说的内涵和想像世界自身的逻辑,对具体人物和具体情节的解读也将更为中肯、恰切。     

寄“性灵”于“新声”：袁宏道的赏曲经验与诗学转向

袁宏道“性灵”诗学的核心是对“新声”的标举，前后经历了由魏晋“新声”向时兴“新曲”的转变。袁宏道早期作品《敝箧集》接武魏晋“新声”，反映出以折衷、调和的方式改良复古派流弊的积极尝试。其取径虽不出复古派畛域，却力图弥补其取“格调”不取“声情”之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诗歌“性灵”不足之弊。入吴后，袁宏道对“新声”的关注由魏晋转向今人时曲，选择以《劈破玉》《打枣竿》等闾巷新声作为取法对象，以“今”驳“古”，却不可避免地出现“泥今之过”。袁宏道诗学策略的前后调整，与其吴中经历的赏曲经验密切相关，既是应对复古诗学话语权力的求变之策，也是晚明宗尚“新声”文人趣味的典型体现。     

制造“美人图”——汤姆斯译《百美新咏》考论

翻译以“信”为第一义，然而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常根据译入语的时代需求、文化背景、审美习惯等，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改编和处理。19世纪早期，英国汉学家汤姆斯译颜希源《百美新咏》，选取其中31位女子的传记，并对文本进行较大改编，重构了一组具有汤氏审美旨趣的东方“美人图”：人物选取由重美貌与德行转向重才学与智慧；文本重编时，以女性为媒介向西方介绍中国诗歌。汤氏对中国诗歌的关注集中于平仄、四声、押韵和对仗等面向，较早表达“中国无史诗”的观念，由此在中西诗歌比较视阈中建构起汉学世界的中国诗歌史认识，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知识演进中的经典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