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意识的缺失与女性自由的迷障——《包法利夫人》中艾玛形象的重新审视

《包法利夫人》中艾玛因母性意识的缺失及对母爱情感的拒斥成为不合格的母亲。这种母性意识的反常所包含的女性自由与性别抗争成分是有限和含混的,这与其独具的个性气质及心理效应密切相关,与其母性意识生成环境的残缺及其心灵的浅陋有关,也与当时男权社会的特定情境密不可分。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试论王熙凤和贾宝玉的"双性气质"

西方现代心理学和宗教女性主义所标举的"双性气质"理论,对理解<红楼梦>主旨及其人物形象有着崭新的意义.以王熙凤和贾宝玉为个案,着重分析了"女性的男性气质"和"男性的女性气质",认为<红楼梦>所塑造的人物具有超越时代超越社会性别的"双性"人格特征,他们集中展现了小说家卓越的艺术追求和人文理想.     

直面生死见真情——哈代与纳兰性德悼亡诗的诗艺比较

同样经历过丧妻之痛,英国诗人哈代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均以真挚纯厚的情感与细腻自然的笔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与哀恸之情,写下了大量的悼亡名篇.由于两位作家生活背景不同,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不同,因而二人的悼亡作在思想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各有千秋.藉此诗艺比较,可管窥中西悼亡诗的异同,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西死亡意识、宗教观念与社会伦理文化.     

论文明互鉴视域中风景文学的生命意识抒写四维度——以新疆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为例

新世纪的新疆文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周涛、刘亮程、李娟等文学名家频频摘得茅盾、鲁迅文学奖等国家主流奖项,《本巴》《遥远的向日葵地》等一批文学作品构筑起文学维度的新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当前,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成立,新疆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新疆文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代新疆文学独有的历史意蕴、地理景观、文化记忆、生态意识、边疆书写和生命抒写等,均呈现出新疆独有的“气质”“风韵”。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蕴含着风景书写与生命意识的深刻意蕴,有着作家独特的精神追求、理想信念、人性思考,关联了作家的处世态度、审美观照、艺术表达,赋予风景文学人文情怀,重构了新的审美体验。     

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文化生态保护与文脉接续

文化生态保护与改善,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多样性状态与格局.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导致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的破坏、城市特色的丧失与城市文化的趋同.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需要总结与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审视与探索适宜的城市文化生态保护措施.文化多样性保护涉及空间、时间和文化等多种因素,注重文化生态的异质化选择、可持续发展以及保育机制的形成.当前,我们尤其要防止借保护文化多样性之口行毁坏人文生态之实,降低人类精神文化的品质.城市发展能否为寻求文化认同的社群留下生长空间,如何让传统文化实质地进入城市公共生活,是当代城市发展与文脉接续的关键所在.     

论“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困境

作为政治讽喻小说,“反乌托邦三部曲”包含无数道“凝视的目光”,其中的女性是被镜像化、物化、符号化甚至去性别化的存在,其身份的残缺注定其话语的无力,既没有为女性“发声”的权力,也没有塑造个性形象的能力。细读这三部“走在时代前列”的小说,发现存在明显的思想死角,属于男性话语构造、以男性为主体的“重构未来”,女性主体性依然缺位;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同时遭遇身份困境与发声困境,女性在被“随意涂写”的窘迫中隐含着“她”性别消失以及爱、希望、想象力消亡等系列危机。在渐趋理性的时代,一种两性博弈相处又共情合作的公序良俗,需要求同存异、包容互补式的清明、自律与努力。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反拨与突破--批判理论的批判与理论多元的开放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许多理论话题与现实问题。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 ,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 ,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 ,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 ;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 ,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 ,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     

现代女性意识的文学发动与两种革命——以《傲慢与偏见》《简·爱》为例的审视与反思

在人类成长史上,长期的性别压制迫使女性退化为从属者、失语者和隐匿者;进入19世纪后,女性作家从幕后走向前台进而坚强崛起,主动书写女性自身及其真实处境,多维度呈现女性所感所思所爱所行,细腻描绘现代女性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在对女性的切身关怀中引领其在现实生活中改善生存环境、掌控人生方向。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均是女性平权的启蒙者与先行者,对应社会革命中的英国式温良与法国式狂暴,其小说《傲慢与偏见》《简·爱》分别以“优雅—适度”“粗野—叛逆”的女性形象展现出对两性平等的基本态度与具体诉求。两部文学经典还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在谋取性别解放中常常迷失于虚妄的性别对抗或男女同质化的悖反现象。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解放与自由之路坎坷,唯赖“不欲—勿施”式的换位思考与深度尊重,以及公平正义的法制规范与才情差异的性别共识,三者综合施治方有和谐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