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农业是实现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对塔城地区29个开发性专业大户的剖析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和商品生产的逐步发展,农业经营规模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农业规模经营的含义,一般是指在一定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单位劳力为了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所能经营的土地面积。它是针对“人人有耕地,户户都种田”小生产经营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提出来的,是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完善和发展。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途径,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主要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把农业劳力转向非农产业来实现的。但在经济和乡镇企业都不发达的新疆,土地的规模经营除了发展乡镇企业这一条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呢?今年初,我们对塔城地区29个专业大户进行剖析以后,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那就是大力发展开发农业,通过发展开发性的专业大户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计划生育宣传学导论》评介

《计划生育宣传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一书已由气象出版社出版问世了,这是作者陈剑同志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导论”力图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将宣传学、宣传心理学所揭示的理论原则与活动规律,运用于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特定领域,探索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特殊规律性,取得了可喜成果,这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在强调贯彻计划生育“三为主”方针的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此书的出版问世,无疑将对进一步提高我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者的理论水平与工作水平,对我国计划生育宣传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郑观应、李斯特经济思想比较初探

文章通过对郑观应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比较,认为两者都是为应对外部经济冲击与挑战而做出的保护反应。但他们不是简单的被动保护．而是积极发展本国经济与强国一争长短的主动保护。其实质是积极务实、顺应趋势、力求赶超,从而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崛起与腾飞。李斯特的思想系统而深刻,立意高远,这并非郑观应所能及．但郑观应的很多主张与见解已接近李斯特思想的核心内容,就当时而言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站在传统与现代接驳之处的郑观应无疑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转型的引导者,亦可称为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先驱。     

广州地区哨声观测的初步分析

1988年2月至4月，作在广州进行了哨声观测。本利用所得资料，研究了广州哨声传播的一般特征。着重讨论了哨声的出现率。应用多元分析法分别分析了广州哨声和Stanford哨声出现率的日变化，发现都存在27天周期性。这一结果表明哨声活动与太阳自转存在相关性。     

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法律性质与特征 ———以台湾地区永佃权为参照

农地承包经营权系我国独创的法律概念,立法传统上无此表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行,并不能平息学界对此概念的争议;文章以台湾永佃权为参照,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表述缘由、本质属性及法律设计的利弊等进行建设性的探讨。     

新时期农地流转创新模式与市场运行保障机制

促进农地流转、维护农民地权的政策导向明确,但适应城镇化进程,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有序流转需要理性的抉策。农地流转市场培育需要政策扶持,其良性运行需要法制保障。鉴于相关立法设计同农地流转政策目标与现实运行机制之间存在偏差,反而制约了农地流转。在深化土地改革的新时期,农地流转具有多样性,其实践创新模式应纳入立法规制的范畴。引导农民自主规范流转土地,施以多元化的积极扶持,重在解除其顾虑及法律障碍。基于实践分析与市场秩序的考量,要在法制层面进行合理协调,既要完善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保障机制,也要创造有利于农地流转的政策环境并予以法律规制到位。     

农地承包制和农地流转的冲突与协调——兼论《土地承包法》流转规范设计的不足及完善

现行农地经营制度是以农户家庭承包、分散经营为本体的,承包责任制虽是农地流转不可动摇的体制基础,但其初始设计与农地流转政策目标和现实运行机制之间存在偏差,反而制约了农地流转。基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分析,从两者冲突的对应性出发,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合理协调,既要完善家庭承包制,建立完全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也要创造有利于农地流转的政策环境并采取相配套的法律保障措施。     

高师声乐教学之“主体间性”理论探微

"主体间性"理论是对以往迷恋于单子式主客取向的"主体性"教育理论的纠偏,它把教育看作是主体间的交流,从而确证了教育是人本真的生存方式。把"主体间性"理论引入高师声乐教学中,旨在研究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如何使教师和学生都能以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承认和相互尊重的方式进行教与学的活动,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土地“新政”导向下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之法治考量

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破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在土地"新政"导向下,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无现成路径或既定模式可循,其实施导致土地产权性质、归属及客体(地块)的调整,将带来诸多利益关系的冲突与协调;其政策灵活性容易被曲解及违规滥用并演变成"掠夺"甚至于"浩劫"农民土地权益的"村庄撤并圈地"运动。在相关立法调整不到位特别是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法律机制欠缺的情况下,应充分认识到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种种掣肘因素、法律风险及政策实施障碍。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不能依赖行政强制,而要在法治理念下依靠法律制度设计完善和实施机制创新,予以积极引导、正确调整及有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