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中华智慧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使得“文化自觉”的问题日益紧迫地突显出来。因为只有首先获得了“文化自觉”,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 ,才有可能最为合理地实现融合 ,才有可能最为持久地推动发展 ,从而逐步达到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为此 ,本刊创办了“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学术专栏 ,吁请国内外学者积极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作始也简,其成也巨——武汉大学校史前段管窥

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世纪末叶所创办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湖北总师范等,为1913年建立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源头,而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又为1928年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的直接源头,因此武汉大学校史前段追溯至19世纪末叶确证无误。自强学堂已开始具备近代高校性质,而方言学堂则为自强学堂变名,并于1913年重办,定名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迈向学术前沿

在国内为数众多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刊物中,《学术月刊》是我比较熟悉和喜爱的一种,近十余年来,又不时有文稿在其上发表,算得上这份期刊的老读者、老作者了.在她的“四十华诞”之际,我思索着一个问题:是何种素质使这份刊物脱颖而出,为较多的读者所倾心呢?答案自然要涉及到诸多方面,而尤其值得一提的便是她的学术前沿性.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本文建议，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     

张之洞的道路——从清流党到洋务派

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端绪,清廷统治核心逐渐分化成两个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集团——顽固派和洋务派。在维护清王朝及其封建专制制度、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方面,这两个集团完全一致。洋务派“留心西人秘巧”,致力于推行“西技”、“西艺”,并兼及“西政”,较之一味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顽固派冥顽不灵的态度,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当然,洋务派并非新生阶级,它是行将就木的封建阶级在西方列强的影响和扶植下日益买办化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封建顽固派那里转化来的。奕诉、文祥是如此,曾国藩、李鸿章也是如此,而张之洞则是顽固派转化为洋务派的完备典型。通过对这个人物生活道路的剖析,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政治格局变迁的一种趋向。     

正明先生楚文化研究二三事

结识正明先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其时他刚到省社科院不久,大约在一次密加凡院长主持的省社联会议上,我初睹正明先生风采,交谈间颇相契合,他的崇论宏议,昭显出过人的才识,给我留下颇为深切的印象.此后便收到他的契丹史专著,拜阅一过,不胜钦佩.以下数年,陆续读到他的楚史论文,从中得见研讨楚文化的博大气象.恰在此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主持者复旦大学朱维铮先生约我撰写"楚文化史",我在研习中国文化史过程中一直关注楚文化,却并未进入此一专域,便向朱先生推荐张正明先生,他们很快联系上.正明先生厚积薄发,相当迅速地拿出书稿,这便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得到学界好评的《楚文化史》.以我的行外之见,这本书可以称之新时期楚史及楚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     

循天道 尚人文——中华元典精神刍议

本文将《易》、《诗》、《书》、《礼》、《春秋》等“五经”称为“中华文化元典”,其间包蕴的精神内核可称为“元典精神”。中华元典精神有多方面表现,笔者以为,“循天道,尚人文”是其基本路向。特论述如次。人类在跨入文明门槛的初级阶段,还保持着对自然母体的直接依附,从而形成起源决定论的哲学思考,正是在这种“推原思维”发达的时段,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纷纷制作的文化元典,提出了各自的宇宙生成模式和人类起源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中,透露出各民族运思方式的特征和走向。中华元典提出了卓尔不群的宇宙生成模式,显示了中华先民深邃而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宇宙生成模式的显著特色便是:既不否定神创说,而神创说又没有获得充分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展开

中国是一个文明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度,又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呈现婀娜多姿的状貌,因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概括。要想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必须纠正空泛、粗疏的学风,多做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方能为综合与抽象提供坚实的基础。而此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中国文化加以分区考析。     

辛亥革命前的武汉民族资产阶级

从1911年10月10日傍晚武昌城新军营房爆发起义枪声以来,历史已向前推进了整整七十年。然而,以武昌起义为高峰的辛亥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是单纯的“反满”斗争,还是带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外史学界的认识不尽相同。产生歧见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对于中国当时是否已经出现民族资产阶级,看法尚未统一。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尽管其力量还十分薄弱。辛亥革命从酝酿、爆发到失败,所呈现的独特格局,正体现了领导这次运动的幼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特征。 20世纪初叶,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地区,一是江浙,二是广东,三是湖北。本文拟对辛亥革命“首义之区”——湖北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作一简要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