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社会与伦理型文化

家政学是一门与社会学和文化学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要讨论中国的“家政”,不可不首先考察家庭赖以生存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本文着眼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分析,以期给家政学专家们提供一点背景材料。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发生过种种变迁,但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的家庭、家族却延续数千年之久,直到近代还保留着明显的痕迹。     

日本“中国学”的启示──访问爱知大学有感

在研习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我对于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向称“同种同文”，而实际历史发展轨迹却与中国大相径庭的日本怀有浓厚兴趣，尤其关注日本的“汉学”及“中国学”。1994年10月至11月，因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东亚实学会议”，曾访问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但由于活动性质所决定，未能就日本“中国学”作专门考察，深引为憾。1996年3月，应日本爱知大学邀请，与中国社科院王家福、张琢两教授一起访问该校，虽来去匆匆，却获得了关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状况一个侧面的初步印象。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自古代以来便有…     

历史文化语义学与文学观念发生史的建构——读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正近年来,学术界对充当中国现代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给予了较多关注,试图追溯这些汉字新语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中国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彰显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演进轨迹。这种研究所采用的"历史文化语义学"方法,在国外已颇流行,介绍到国内的名著有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等。在国内,传统训诂学本来就是研究语义之学,近现代学者利用它来发掘某一概念的语义系统的历史蕴涵和发展规律,如王国维     

从训诂到历史文化语义学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字、词是语言自由运用的最基本单位,人们在语言实践中致力字、词的知识考古,在古与今、中与外的意义世界寻觅异同、探究因革,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这恰与当下流行的概念史研究、词与物研究相贯通。这门兴味无穷的学问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故可命名“历史文化语义学”,它脱胎于中华历史悠久的训诂学,是从训诂这一劲拔的老干上生发出的生气盎然的新枝。     

“中国”的古今演绎

“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     

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成就与局限

人们习惯于把中国称之"大陆国家",但此说有失偏颇,而此一偏颇正透露出传统的大陆—农耕文明对海洋、海权的忽略。中国其实是一个负陆面海、陆海兼备的国度,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和情感,显示了一种"大陆民族"的特有风格。古代中国素以经营陆疆著称,其实,先民也曾开辟颇具声色的海洋业绩,并在16世纪这个争夺航海优势的时代,有人产生中国式的海洋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古人初级的海权诉求,也彰显了中国悠久的卫海、用海传统。     

张之洞与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产物,而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重要主持人张之洞1893年兴办的自强学堂,是国立武汉大学的直系源头。     

“民本”与“尊君”(论纲)

自晚周以至于宋明,"尊君论"与"民本论"可谓并蒂而生,彼此颉颃又互为补充,构成宗法皇权文化的左右两翼,民本论既对尊君论有所制约,然又未能脱出对尊君论的依附;时至近古—近代边际,新民本论逐渐扬弃尊君论,成为迈向民主主义的桥梁。     

楚史及楚文化研究的集成之作——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

楚史及楚文化研究的集成之作——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冯天瑜张岩楚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经过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的携手努力，已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近１０余年来，有关楚国历史及文化的综合性及专题性论著如雨后春笋，竞相问世，使大致成形于２５００年...     

民国初年湖北党人挽救革命的斗争

武昌首义后,湖北党人发生着明显的分化。有的贪恋个人权势,不惜投靠黎元洪,并与往日战友“同室操戈”。有的则追求享受,如胡瑛“出狱后娶两妻,复食鸦片,日学旧官僚之声音笑貌以自矜异。”胡瑛以后更堕落为抬袁世凯登帝位的“筹安六君子”之一。在这些人心目中,“革命”其实“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然而,首义诸人中也不乏真实的革命者,他们目睹革命成果丧失,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忧心如焚,力谋挽救。但他们展开的斗争是无力的,既缺乏严密的组织,又没有明确的、远大的行动纲领,广大群众对他们的斗争也不甚理解,彼此相当隔膜。这种种情况使得党人在民国初年进行的抗争与声势壮阔的武昌起义相比,不过是强弩之末,因而很快便被手操屠刀的黎元洪及北洋军阀扑灭下去。但这批寂寞的战士在革命退潮期所进行的零星奋战,仍然是值得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