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人口控制

展望90年代我国的人口控制,城市基本上实现了生育一胎化,生育率已不可能再进一步降低;农村局部地区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可以加强管理进一步控制,但从总体上看农村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约束。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人口控制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进行管理制度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生育管理模式;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制度创新,创造自发或自觉控制生育行为的机制。     

当代中国农民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之路

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了解农民、服务农民,解决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和难点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所在。为此,本刊特约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刘传江教授撰写系列文章,全面解读当代中国农民发展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自本期起连续刊发,供广大读者阅读和参考。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乡城鸿沟演化成了乡城鸿沟和数字鸿沟的“双重鸿沟”。基于“双重鸿沟”的现实背景和框架分析了“数字鸿沟”引致的农民工“数字化贫困”及双重资本贫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农民工由浅到深五个层级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会引发“衍生性数字鸿沟”,进而形成“数字化资本贫困”。“双重鸿沟”及“双重贫困”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四个方面的阻尼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分化效应、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身份认同的排斥效应以及生活方式的固化效应。农民工“数字鸿沟”的跨越需要通过“架桥”联通工程、“搭梯”进阶工程、“填沟”托举工程、“善治”弥合工程和“赋能”助推工程，从数字化硬设施、软环境、培训、教育与赋能等方面组合施策。     

中国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发展研究

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是与自上而下的城镇化相对的一种城镇化发展模式，也是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种有效而且可行的选择。本文以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为背景，系统地分析了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发展特点、发展功能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     

农民工流转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近27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1978～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由2.36:1下降到1.86:1。但从1985年开始,城乡收入差距逐渐     

异质人力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以上海市为例

人力资本是异质的,其流动既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也会对由若干地区组成的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界定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基础上,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模型分析与实证研究,认为通过调控异质人力资本流动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进一步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对策

在推行了近二十年的控制人口快速增长政策之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较70年代初期显著降低,其中城市已基本上实现了一胎化.由于人口增长具有周期性和累积性特点,加上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中城小乡大的特征,我国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庞大,增长速度下降幅度越来越小,甚至出现反弹,未来人口控制的压力依然沉重.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为九十年代人口控制献计献策专家座谈会发言摘要

<正> 由国家教委和中国人口学会组织召开的“为九十年代人口控制献计献策专家座谈会”在武汉大学召开。参加座谈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们,为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切实搞好九十年代的人口控制,踊跃出谋划策,提出许多重要的观点和建议。现     

绿色信贷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当前,绿色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而绿色信贷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此,以中国30个省份2004—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绿色信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在经过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工具变量检验后仍然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和北方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机制研究表明,绿色信贷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生态研发效应,间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等。同时针对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发展绿色信贷,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

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难彻底、欠稳定,隐性户籍墙是其深层次原因。文章利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9年的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隐性户籍墙这一韧性社会屏蔽制度给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中出现代际分化的两代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当前形势下,推进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结合可行而且必要,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