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古代的对称图形——雍仲符号和菱形研究

藏族古代文化中的对称图形雍仲符号和菱形图形,是常见的、古老的代表高原文明特征的重要图案。和是两个对称变换的全等图形,都是雍仲符号。菱形也是藏族喜爱的对称图形,它的出现比雍仲符号还要早。这两个对称图形表明,藏族先民对几何的或代数的对称性在远古就有一定的认识和应用。     

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离婚损害赔偿之立法完善

本文拟对我国现行离婚损害赔偿的理论进行分析,并对立法和司法解释尚未进行规定之处提出完善建议。我国现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需要完善之处:损害赔偿情形范围过窄;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应涉及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损害赔偿的财产范围还应包括期待权;放宽举证责任的条件等。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论古代滇文化的民族属性

古代滇人留下的光辉灿烂、独具风格的青铜文化并非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是越人或氐羌民族先民创造的,而是以云南古代濮人(即莫-孟人)为主,并有较多氐羌和部分百越族系参与形成的。     

情志表现和意象营构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情志”表现为核心的诗学。但艺术的表现要通过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来实现。因此在创作中,表现是指作家营构意象的心理能力和作用。本文拟探究作为表现论的中国古典诗学。一、从“言志”、“缘情”到“情志合一”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上,“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思潮,都源远流长,尽管这两大思潮在分流中时有相互冲撞,但终归汇合交融演变为“情志”表现说。     

大学英语"任务型"教学模式中教师作用的转变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的颁发为"任务型教学"法的运用创造了客观的条件.任务型教学的应用势必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促使它向"以学习者为主体"转变.本文简要论述了在任务型教学模式下教师角色变化及其实现这一转变应该树立的正确观念,探讨了教师角色和功能多维度转变的内涵及其具体作用.     

政党转型与党的现代化

当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落到政党身上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同时面临着双重现代化的任务,一是引领社会的现代化,二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政党现代化是现代政党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适应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和执政环境的变化,党的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政党现代化是一项宏大和系统的工程,其中理论创新是基础,功能转换是关键,完善制度是根本,博采兼容是重要途径.     

那个倒胃口的通宵

我妈不在,留了字条和五元钱,让我买点吃的。有这五元钱巨款,一切还不那么糟糕。吃一碗粉花去一元五角,还有三元五角,我今天有的是钱。     

“情志”的光辉与“情致”的意蕴——中西古典诗学、美学札记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诗言志”和“诗缘情”一般被认为是二水分流、两峰对峙。但我认为,在中国诗学发展和文艺创作中,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文艺主潮应为“情志”。“情志”说是“言志”说和“缘情”说这两大思潮的汇合交融,但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相互妥协,而是“言志”与“缘情”这两种力的“合力”的结果,是一种新的更大的“力”。纯粹的伦理之志不能成为文艺表现的对象,完全地放纵情欲也会把文艺导入歧途。只有通过“合力”的作用,思想与感情、情与理才能真正合为一体、一“力”。这样的情志,是诗人艺术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切实而深刻的心灵感悟和体验的升华,故为文艺创作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