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的焦虑、尴尬与超越——兼谈转型期"底层写作"问题

"底层"这个概念一般是指农民以及农民工、工人以及下岗工人和城市平民."底层写作"的意义不在题材方面而在社会转型期贫富分化底层群体的生存问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公平、正义的关系问题.90年代以降的底层写作,开始正视并尊重农民对自己乡下人身分的焦虑不安及改变身分的渴望,正视并尊重农民工与城市平民生存的艰难与自足自得的生存感觉,正视并尊重国企改革中工人对所谓"工人代表"身分的拒绝与对改革进程中公平、正义的要求.底层人民对自己权益的日益自觉的争取,与过去那种"为工农服务向工农兵学习"的伪工农兵姿态划清了界限,标志着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平民以及知识分子作为觉醒了的"个人"(公民)自救自立自强时代的开始.     

黑暗中的舞者 --性别视角下陈染小说知识女性形象分析

20世纪以来,女性的声音浮出历史地表,女性主体意识不断上升,但部分思想敏锐、举动卓异的知识女性,依然孤独焦虑。很多文本中,男性处于中心位置,女性不可能完全成为言说主体发出自己的声音。陈染以其得天独厚的女性经验和陈染式的智慧,深入到女性内心,让女性成为言说主体,塑造了黛二等一系列具有孤独、虚无、自恋、敏感等性格的知识女性形象。     

两性关系启示录——王安忆《米尼》与《香港的情与爱》解读

两性关系是人类诸关系中最悠久、最基本的关系,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两性关系,而且两性关系永远与人类的发展存亡相始终.同时,它又是人类诸关系中最难处理和破解的关系性难题.尤其是进入爱情、婚姻的两性关系,由于个人化的两性生存上的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必然会出现许多相互性的关系性难题,并非男或女一方一厢情愿能够解决.从整体上看,性别关系曾经是人类社会最先发生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将是人类各种关系中最复杂和最后才能得到整体性的根本变革的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以两性关系为视角,细读王安忆的<米尼>与<香港的情和爱>两个文本,我们可以从米尼如何从一个上海女知青迷途不知返、一步步堕落为惯偷和卖淫女的教训,以及从逢佳与华裔美国商人老魏的一段临时性、交易性的两性关系之契约化、人性化升华而达到互利共赢的故事得到正反两方面有益的启示.     

生命与语言的自觉——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中的主体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主体性是其思想理论的凝聚点。生命与语言的双重自觉,是女性主体性的起点。90年代女性散文基于对生命与生命的相关性和珍爱、尊重生命价值的自觉,在总体倾向上表现出对主体间性的理论自觉,表明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已经走向一个独立和完整的主体性女人。这是女性文学一百年来关于人是什么和我是谁的追问一个大幅度的跨越。     

女性文学这个概念

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命名在研究界表现出难堪的失语状态,现有的几种女性文学概念共同的问题是忽略了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内涵。只有在人类历史由传统的母系制到父权制再到近现代由传统的封建父权社会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才有可能出现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这是一个女性主体在文学中由长期缺席、不在场到逐渐出席、在场的过程。把女性主体性作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并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以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为精神血脉的五四女作家群的出现,作为我国女性文学的开端,而把这之前由晚明开始直到晚清和民国初期具有朦胧的人文主义觉醒的女诗人们的创作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长长的序幕,是本文基本的女性文学观。同时,女性主体性作为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核心,同时也是女性文学研究运用性别视角阐释文本意义的一种必要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支点。     

女性角色人物画廊——凌叔华小说人物谈

三十年代初,有论者将文坛上几位女作家分为闺秀派、新闺秀派和新女性派三类,冰心和绿漪是闺秀派作家;冯沅君和丁玲是新女性派作家;而新闺秀派作家则只有凌叔华一人。且不论这样分类是否恰当,单就划入这每一派里的作家而言,也可看出凌叔华的卓然独标。她是在默默地走自己的路,以致你很难把她划入哪一类哪一派,只好为她自己另立一个派别的名目。1938年春,凌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诗学"--以<花腔>为例

新历史小说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文坛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最初命名对应的是当代历史 (包括革命史 )题材小说 ,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似乎并无关系。但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观察这一文学现象 ,同时立足于中国问题 ,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视域 ,而且有利于发现和总结新历史小说所内涵的历史诗学 ,探索文学叙事与历史的微妙关系。为此 ,本刊组织了一组以阐释新历史小说之历史诗学为主的笔谈 ,以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我们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

<正>一每年前往美丽的泸沽湖摩梭人村寨参观的游客中,很多人是被"地球上最后的女儿国"、"人类母系社会文化的活化石"以及"自由地走来走去的走婚制"的宣传所吸引,仅凭对母系文化、走婚等的一知半解和道听途说,便把摩梭人的"母系家     

意义阐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问题

文学批评作为个体化的意义阐释活动 ,到底怎样才是合理的和有效的 ?面对文学批评中这一解释学的难题 ,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思谦教授和她的几位博士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刘思谦教授首先在理论层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她认为 ,为了避免文学批评中极端主观化与极端客观化的倾向 ,应该在批评理论中为价值论尤其是人文主义价值观留出一席之地 ,因为 ,人文主义价值观不仅是阐释的立足点 ,同时也是阅读视界。只有以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衡量作品 ,才能抵御以“价值中立”、“价值虚无”姿态出现的相对主义的思潮。几位博士生从各自研究领域在实践层面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白春超以刘纳的《嬗变》和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 :症候式分析》两部书为例、汪振军从洪子诚和陈思和的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谈起、阎开振以解构批评与否定性立场为话题、侯运华从狭邪小说的研究与前理解的关系为起点 ,分别就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近代文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 ,一致认为 :当前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固然重要 ,但确立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