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爱墨一往情深

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笔冠为首位,历来被人称道;墨虽书写了宋元名画,亦使其在岁月长河中经年不衰,但却区区位二.在韩愈的《毛颖传》里,笔被封侯拜相,墨则被称为"绛人陈玄",一介布衣而已.其实,这未免湮没了墨的功勋.早在韩愈之前,书法家薛稷就已经开始"游戏文房",为笔墨纸砚分封官职了,而墨的位份显然神异.     

重思"人文精神"

为了深化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必须将问题具体化到其时空背景之中.由此出发,本文认为,市场经济的兴起所导致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相对分离,使得文化活动对于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不再能凭借政治的强力作用而获得一种硬性的约束力量,而是转变成了只能依赖于自身的非强制性的精神力量的"软性"约束.对于这一转变的不适应,便是引发文化人人文精神失落感的现实基础.市场社会中人文精神的存在方式也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单一性,而将转变为一种现代性取向与传统性取向并存的复调化状态.在这一转变中,文化人能够做的,一方面是适应"边缘化"位置,另方面是建立起新的学统以作为承载人文精神之基础或载道之具.     

游戏本体、观者参与和存在扩充──伽达默尔现代解释学的艺术真理观

伽达默尔的艺术真理观,在海德格尔的“此在”真理论上,作出了现代解释学的补充和创建。他通过对“共时性”的体验美学的批判,而导向“同时性”的审美理解活动,从而拓展真理到艺术领域。进而,提出游戏本体及“意义的连续性”、观者参与及‘对意义的期待”、绘画表现及“对存在的扩充”的命题,在本体、接受和存在三个维度,积极建构了解释学的艺术真理观。然而,他的解释学美学仍未能根本解决两大体论,即艺术自律和他律的悖论、非确定论和本质论的悖论。     

荀子的心“性”与朱熹的心“情”——试论朱熹在何种意义上“行荀学”

本文聚焦朱熹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行荀学”的问题,反对将荀子与朱熹思想定位为“他律道德”论,也不赞同将荀子之“性”与朱熹之“情”等同起来。朱熹与荀子的接近并不仅是就“客观建构和实践功能”而言,从荀子的“心治情性”到朱熹的“心统性情”更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在心对性和情的治统意义上,朱学才是内在切近于荀学的。朱熹的思想矛盾在于情的定位：未发为性,视理与性为同一,已发为情,情乃性之用,这就既割裂了性与情,又割裂了理与情。如果情直接归于形而上之理,那么情与性几乎也就无差了,如果情被拉向形而下之气,那么情就恐怕无法被性所规约了。荀子也只是处理了消极情感的一面,但是未能处理好积极情感的另一面,但从荀子的“心情性”到朱熹的“心性情”的确有内在衔通的发展理路。     

回归生活世界的"生活美学"——为《生活美学》一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生活美学"试图避免西方的思想传统当中对生活的两种基本解答途径,回归到的生活世界的美学新构,正是对"自然主义"(实质上是科学主义)和"理智主义"(实质上是形而上学)解答的双向超越,它是一种本土化的美学主张.从人类活动论的角度看,日常生活就是一种"无意为之"的、"自在"的、"合世界性"的生活,非日常生活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自觉"的、"异世界化"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美的活动虽然属于日常生活,但却是与非日常生活最为切近的;它虽然是一种非日常生活,但却在非日常生活中与日常生活离得最切近、最亲密.关的活动,介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并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必要的张力."生活美学"的理论合法性就在于,不仅马克思、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杜威这些哲学家本人的哲学思路中存在着回归生活世界的取向,而且在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中,历来就有"生活美学化"与"美学生活化"的传统.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在东西文化间共建“全球生活美学”

目前,"生活美学"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最新美学思潮,国际美学界在拓展美学疆域的基本路数上是一致的。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做的工作是呼吁美学回到日常生活,并将这种美学称之为"超越美学的美学",也就是超逾"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在波兰举办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当韦尔施重提"超越美学的美学"话题之时,却得到了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的反驳,但伯林特要求美学走向环境与韦尔施主张美学回到生活其实是殊途同归的。然而,生活美学并不像艺术哲学和环境美学那样是由西方美学家提出并占据了主导的美学思潮。东西方美学家几乎共时性地提出了"生活美学"的理念,而且,中国美学传统自本生根地就是"生活美学"传统。刘悦笛邀请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主席柯提斯·卡特主编的《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英文文集,就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之内、在东西互动之间来共同推动生活美学的进展。刘悦笛指出生活美学是东西方异曲同工创造出来的,它有着东西方两种哲思资源,但也面临着挑战,需要加以积极应对。赵强进而指出,晚明时期生活美学的要义就在于以"受用清福"为旨归的生活观念的生成,以营构艺术化、优雅化的日常生活情境、增进世俗日常生活的快乐为旨趣。     

实践与生命的张力--从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潮着眼

20世纪末,中国美学界出现了"生命美学"思潮,它以悖反"实践美学"为己任,又有"后实践美学"之称.然而,从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潮来着眼,我们就能发现其一,生命与美学的连通并非从90年代开始,对生命的审美追问早在20年代起就获得了"自觉的"理论表述,并在30年代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其二,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也并非表面上那么剑拔弩张,实践美学也存在某种生命论的审美主义底蕴,在某种意义上,生命美学恰恰可以被视为实践美学的一种延伸.     

从“生活美育”建成“观赏文明”--如何走向审美化的“文明生态”

21世纪当代中国的新美育,既要理论上回归“生活美学”,倡导一种崭新的“生活美育”,而且也要在践行上走向一种革新的“观赏文明”,最终其整体的目标就是构建一种审美化的“文明生态”。审美不仅是一种“文明素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人权”。“观赏文明”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感性标志,要从“观赏文明”的建构来走向一种审美化的“文明生态”。“文明生态”不是“生态文明”,前者是基础性自然与人类环境的良好基础,而后者则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更高的文明性的理想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