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周易》尊卑等级观念对我国古建筑的影响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是《易·系辞上》起首开宗明义的文字。《周易》所反映的这一等级观念被儒家思想体系所吸收和发展,成为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主要理论工具。建筑作为人类社会最庞大的物质产品,在我国古代,也很早被纳入到严明的等级礼制中去。因此,在多样的我国古典艺术类中,《周易》的尊卑等级观念     

实践本体论

哲学史上关于本体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而言,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理论,目的在探求存在的最普遍、最高的本质。所谓最普遍、最高的本质也有种种不同说法。但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第一,存在的本原问题,即世界从何产生形成,或什么是始初的、第一性的东西问题;第二,相对无限众多的现象,存在的最一般的根据、实质问题。     

《老乞大》里的“着”

“着”本字为“者”。许氏《说文叙》:“古祗作者。者者别事词也。别之者则其事昭焯。故曰者明……引申为直略切之附者、张略切之衣者。”所以“着(著)”的本义是“明显”,引申出“附着”“着衣”二义。上古时期它就作动词使用,“南北朝以后,‘着’字开始虚化,”演生出多种虚词性用法,表达丰富的语法意义。吕叔湘先生对此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以著字辅助动词,初以表动作之有所著,继以表事态之持续,此今语所盛用,而唐人诗中亦已有之。”“大概者、著二字,唐人兼用,文书作者,谅     

“清物”“情物”“孤物”“活物”——钟惺、谭元春的诗歌理论述评

钟惺(字伯敬,公元1574年——1625年)、谭元春(字友夏,公元1586年——1637年)是晚明风靡诗坛的“竟陵诗派”的创始人。他们论诗“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一时间,“闻者皆为所摄”,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他们评点的《诗归》问世之后,曾令纸贵一时,人们“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然而,清代以后,对钟、谭却贬多褒少。钱谦益、王夫之、顾炎武、朱彝尊、     

洋务教育历史作用新探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近年来史学界一些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过认真地研究确认: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阶梯之一”,有着“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从而为正确评价洋务教育廓清了道路。     

现代汉语的关系助词“的”

关系助词“的”是指用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的”(不包括构成“的字短语”的“的”),比如“老师的书”、“伟大的祖国”之类。我们把这种格式记作“A的M”。这是“的”在现代汉语里最常见、最主要的用法。定语是限制、修饰中心语的。限制的作用是排他,就是不断缩小事物概念的外延,使所指的对象具体、准确;修饰的作用则在于积极描写事物的性状特征,使之形象、生动。定语多用于表示中心语的性质(勇敢的人)、状态(笑吟吟的样子)、领属(谁的钢笔)、同一(修订宪法的事)、用途(喝酒的杯子)、来源(进口的商品)、质料(尼龍丝的袜子)、数量(千斤的重担)、时间(八点的班机)、处所(街口的路灯)、     

马赫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渊源

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斯特马赫(1838—1916)作为数学和物理学教授,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是有过杰出的贡献的,他在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以及科学方面都作出过不小的成绩。爱因斯坦曾对马赫作出过肯定的评价。但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错     

学人·学术与学术史

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学术,诞生于１９、２０世纪之交,其发生首先是基于非常迫切的启蒙救亡要求,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王国维、陈寅恪,以及胡适、陈独秀等等,尽管他们的研究领域和方式是多么的不一致,尽管他们的见解和体系是多么的冲突,但在试图重建现代中国文化...     

毛泽东的鲁迅论及其在桂林文化城的传播和发展

近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在桂林文化城的传播问题的研究,引起了有关专家的重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毛泽东的鲁迅论及其桂林文化城的传播和发展,却至今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提出一些肤浅看法。一毛泽东的鲁迅论即毛泽东关于鲁迅及其著述的论述,其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鲁迅论集中于他的四篇著作：《鲁迅论──在”陕公”纪念大会上演辞》、《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四篇著作又以前两篇最为重要。第一篇是毛泽东的鲁迅论的奠基作;第二篇中关于“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从农耕信仰到祖先崇拜——《诗经》周人祭歌中文化流变的探源性阐释

周民族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民族,《诗经》中的周人祭歌便深蕴着农耕文化的内涵。稷的本义是谷物,随着思维和文化的演进,它逐渐上升为农神。作为农神,人们在向它祈求丰年的同时,也乞求着子孙兴旺,二者不可分割地贯穿于周人祭祀的庞大系统,使稷神最终转化为周人的始祖神。重农决定了周人以对农业的贡献来作为评判先公政绩的标准,因而它也就必然带来了当农业文明行进到由生殖主题转向道德主题时以温文尔雅的文德为重的倾向。在以后的岁月中,周人祖先又成了由具体的重农行为抽象出来的“德”的负载体。周人对“德”之载体的祖先的崇拜、祭祀,不仅是为了现实的经济利益,更是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