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母亲文化程度对家庭教育投资目的与期望影响的统计考察

文章以农村家庭为分析单位,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选取农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探讨母亲文化程度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目的与期望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母亲的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到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目的;无论母亲文化程度高低,在对子女教育期望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和一定的随意性;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无论是对男孩还是女,都越来越高,母亲文化程度严重地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唐代矿业政策初论

唐王朝建立后,对矿业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政策,一方面由政府经营管理着部分矿业,另一方面也允许私人经营。对私营矿业的管理前后有所变化：唐前期,政府设冶监官营处,私人可以采矿,但要向冶监交纳矿税,而不设冶监官营处,私人亦可采矿,也可以矿产向当地政府折充课役。大约到开元九、十年稍前时,政府制定了专门的令、式条文向私营矿业征税,此后在管理上逐步予以加强。     

论书院教育对封建社会官学的改革

书院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达一千年之久，官学的衰落和科举的腐败是书院发达的直接原因，精当的管理机构和有效的规章制度，初具民主色彩的管理原则，实行教学开放，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等行之有效的改革和探索，对于我们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和改革，是一份颇具价值的精神财富。     

社会多元化转型期隐私权与知情权关系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评价模式发生着深刻变化,并具体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发展扩展产生重要影响。今天,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冲突本质在于两者在价值与利益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并具体展现为公法领域冲突与私法领域冲突两大方面。为化解权利冲突,应明确人格尊严与自由、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冲突协调原则,构建包括认定、确立、调整、评价四个层次的完整冲突协调体系。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品格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避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智能知识生产模式的本质特征和社会驱动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智能知识生产模式正在浮现。与两种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比较,这种新生产模式有弥散、多元的特征。冯·诺伊曼关于人脑语言和计算机语言具有不同逻辑深度和计算深度的观察可以成为理解这种生产模式特点的钥匙。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看,智能知识生产模式的产出内容和组织方式易受社会因素影响,其智能特征更敏感于社会政治经济等驱动因素,因而也更需要引入科学的公共决策程序来加以约束。     

邓子恢农业合作思想探析

<正> 邓子恢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改造中国农业、发展农村生产力、探索中国合作化道路,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他的农业合作思想,为我们今天研究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