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耕信仰到祖先崇拜——《诗经》周人祭歌中文化流变的探源性阐释

周民族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民族,《诗经》中的周人祭歌便深蕴着农耕文化的内涵。稷的本义是谷物,随着思维和文化的演进,它逐渐上升为农神。作为农神,人们在向它祈求丰年的同时,也乞求着子孙兴旺,二者不可分割地贯穿于周人祭祀的庞大系统,使稷神最终转化为周人的始祖神。重农决定了周人以对农业的贡献来作为评判先公政绩的标准,因而它也就必然带来了当农业文明行进到由生殖主题转向道德主题时以温文尔雅的文德为重的倾向。在以后的岁月中,周人祖先又成了由具体的重农行为抽象出来的“德”的负载体。周人对“德”之载体的祖先的崇拜、祭祀,不仅是为了现实的经济利益,更是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     

加强各专业制度与数据的衔接 准确反映广东经济发展趋势

进入新世纪 ,广东统计系统在胜利完成“九五”时期各项统计任务的基础上 ,正在积极筹划统计改革和建设的第十个五年规划。为使“规划”建立在更科学、更完善、更有建设性的基础上 ,我们特邀了省市统计系统和大专院校的 9位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 ,共同为统计改革和建设献计献策。同时我们也热诚欢迎广大读者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参加这一专题讨论     

结构化数据的多重SPCA评价模型及其应用

结构化数据的综合评价是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结构化数据的特点以及主成分分析存在的不足,论文基于稀疏思想提出一种改进方法,采用多重稀疏主成分分析对结构化数据进行评价。最后利用房地产开发评价的实例验证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民营企业投资风险的统计度量与分析

中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着寿命短暂、难以长大等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投资失误较多,决策不科学,在投资风险的预测、度量、分析、控制上出了问题.因此,在传统的统计学方法计量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的基础上,指出了传统净现值法的一些缺陷,给出了较为科学的风险调整贴现率法和肯定当量法,从而使企业能作出更加合理的投资决策.     

唐代矿业政策初论

唐王朝建立后,对矿业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政策,一方面由政府经营管理着部分矿业,另一方面也允许私人经营。对私营矿业的管理前后有所变化：唐前期,政府设冶监官营处,私人可以采矿,但要向冶监交纳矿税,而不设冶监官营处,私人亦可采矿,也可以矿产向当地政府折充课役。大约到开元九、十年稍前时,政府制定了专门的令、式条文向私营矿业征税,此后在管理上逐步予以加强。     

社会多元化转型期隐私权与知情权关系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评价模式发生着深刻变化,并具体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发展扩展产生重要影响。今天,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冲突本质在于两者在价值与利益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并具体展现为公法领域冲突与私法领域冲突两大方面。为化解权利冲突,应明确人格尊严与自由、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冲突协调原则,构建包括认定、确立、调整、评价四个层次的完整冲突协调体系。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品格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避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