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艺创造的心理阐释

谈到文艺创作,M·李普曼的这段话颇具代表性:“除了‘创造’一词人们却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更恰当的字眼来描述艺术家的活动。”(《当代美学》第382页)艺术家的活动之所以堪称为“创造”,其一,在文艺创作中,想象贯穿于其全过程始终,想象力是艺术家必备的素质,文艺作品总是想象的产物。其二,文艺创作中的想象以情感为核心,情感对于艺术家的想象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和至关紧要的粘合剂。其三,艺术想象中的情感始终受到理性的引导和调节,尽管文艺创作往往是充满激情的,使艺术家身不由己     

新闻宣传应符合法律规范

法制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两个文明建设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基本方针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新闻法制、新闻宣传也要贯彻这个方针。一、新闻宣传是有法可依的有人说新闻还没有“立法”怎么能谈到有法可依和执法的问题呢？我们认为国家的法是根据政策制定的，先有政策后有法，通过社会长期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有了一定的稳定性的政策，才能被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这种相对固定下来的政策才能称作法。所以新闻法没有诞生以前的新闻政策，同样具有法律效力．新闻行为是有法可依的。新闻执行法…     

在文艺价值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中介地带上——文艺价值社会学导论

列宁指出:“需要有中介(联系),这就是在应用因果关系时所涉及的问题”,“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关系的真理就是中介”。文艺社会学的本义不仅在于确认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而且在于寻找联结这两端的中介环节,分析这些中介环节的结构与功能,并借此进一步揭示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双向互动。文艺以审美实践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历史命运

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斗争所要解决的两大历史主题。围绕这两大历史主题,“向西方学习”是贯穿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潮流。为探索祖国独立富强的道路,先进的中国人,历尽艰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色彩斑斓的救国方案。结果,不论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御侮的构想,还是洪秀全下令“颁行”、由洪仁玕拟定的欲“与番人并雄”以开创“新天新地新世界”的纲领,以及康有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救亡图存的君主立宪方案,都无法实     

晚明浪漫思潮与西方近代浪漫主义

一在我国明代中叶以后和西方十九世纪初,都曾鼓荡起一股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如风卷残云般荡涤了古典美学,把中西美学的历史推向了近代的进程。中西美学史上的这两支流既具有共同的近代性质,又存在着各异的文化特征,从而有可能也有必要作一番比较研究。作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这两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这两股浪漫思潮都在各个艺术领域中同时涌现,互相激荡,云蒸霞蔚,汇成壮观的文化共生现象。晚明浪漫思     

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中西文化五人谈

1、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这个题目很好,它所涉及的是中西文化精神的内核。虽然在中国,除了孔子精神还有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庄禅精神,对国民性塑造起很大作用的黄老精神,然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作用都不如孔子精神来得大。在西方也不只基督精神,古希腊给西方贡献了科学精神、自由、民主和冒险精神,罗马给西方贡献了法制精     

危机与超越:当代中国的反文化选择

多元亚文化的崛起,构成当代中国文化变迁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在亚文化繁荣的表象背后,可能正标示着一场文化衰局的发生。为了更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我们不妨把结论预先摆明:在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一种反文化选择——与社会主流文化相冲实的文化选择——的趋向正悄悄滋生并呈扩大势态,对它的发生和未来走向的关注,乃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视点。     

《讲话》精神与中国古典美学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讲话》所体现的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倾向中具有深厚的根柢。它所显示的唯物辩证法辉映着中国古典美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光彩,它所提出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与传统的“体用合一”、“知行合一”思想一脉相通,它也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以新的形式高扬了传统的伦理主义。虽然《讲话》全面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遗产,但它对其每一个方面都是有批判有扬弃的。     

试论阿Q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的融合

法国进步作家罗曼·罗兰在读了《阿Q正传》以后,先是大笑,笑完之后,竟嚎啕大哭!阿Q的形象怎么会引得人又笑又哭呢? 喜剧和悲剧是不同的美学范畴,喜剧性和悲剧性是不同的美学属性,在审美过程中喜与悲又是不     

徐复祚与卡斯忒尔维屈罗的戏剧功用论比较

一中国戏剧美学带有浓厚的伦理主义色彩,要求戏剧发挥劝善惩恶、有补世道的社会作用,在王国维引进西方近代美学以扭转风气之前,这一倾向在明清戏剧美学家来说是少有例外的。然而毕竟还是出现了例外。徐复祚针对王世贞对于《拜月亭》“三短”的指责,提出了“主风情、弃风教”的戏剧功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