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多元化转型期隐私权与知情权关系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评价模式发生着深刻变化,并具体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发展扩展产生重要影响。今天,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冲突本质在于两者在价值与利益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并具体展现为公法领域冲突与私法领域冲突两大方面。为化解权利冲突,应明确人格尊严与自由、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冲突协调原则,构建包括认定、确立、调整、评价四个层次的完整冲突协调体系。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品格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避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智能知识生产模式的本质特征和社会驱动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智能知识生产模式正在浮现。与两种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比较,这种新生产模式有弥散、多元的特征。冯·诺伊曼关于人脑语言和计算机语言具有不同逻辑深度和计算深度的观察可以成为理解这种生产模式特点的钥匙。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看,智能知识生产模式的产出内容和组织方式易受社会因素影响,其智能特征更敏感于社会政治经济等驱动因素,因而也更需要引入科学的公共决策程序来加以约束。     

邓子恢农业合作思想探析

<正> 邓子恢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改造中国农业、发展农村生产力、探索中国合作化道路,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他的农业合作思想,为我们今天研究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完善承包制的探索——济南市推行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思路和做法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当前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主要是通过完善发展承包制入手,进一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济南市在推行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一、搞好承包经营必须围绕建设和发展企业进行,坚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企业改革的产物,也是推进企业建设和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济南市在工商企业中推行承包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初步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解释若干途径的批评与反思——“移心式”的重建，还是“溯源式”的开新

围绕马克思的当代性问题展开讨论 ,这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无根性”危机。为了克服这种危机 ,学术界出现了“移心式”的重建与“溯源式”的开新两大走势 ,或者说涌现出了“理论重建”、“话语重释”与“语境回归”这三种有影响的研究思路。文章认为 ,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问题不是一个维度能够解决的 ,而是需要多维的研究角度相结合才可能完成。关键是不能把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与当代性地解释马克思、“移心式”地重建与“溯源式”地开新这些途径对立起来     

我国现代物流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现代物流业的现状制约着我国物流业与国际间的有效接轨,同时也为我国物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动力与发展空间;我国物流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构建物流系统和物流功能区的有效划分等对策为物流业发展带来了较好地参考.     

“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的反思与改进--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

培训团队建设是实施“国培计划”的基础工程,是保证“国培计划”实施质量的关键所在。“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是引领“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实践的重要依据。以2010-2019年“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框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经历了“建章立制”(2010-2012年)、“稳步发展”(2013-2014年)、“精准推进”(2015-2019年)三个阶段,呈现出政策工具差异化、团队成员多元化、运行机制精准化等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策工具运用失衡、团队建设目标不清晰、相关政策难以有效落地等问题。因此,“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要注重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明确团队建设目标、坚持因地因时制宜,进一步提升政策的长效性、持续性和精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