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入京时间考

大约在万历四十一年 (16 13)前后 ,昆曲通过宫廷的征召、官宦的家乐购置、职业戏班的活动等途径由南方进入京师 ,从而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其曲坛盟主地位。对于昆曲入京时间的准确界定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明清戏曲的深入研究。     

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十五”计划的主线,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是世界各国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本文立足于我国国有经济发展的现状,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布局和分类,指出了我国国有企业组织形式与其行业分布存在的大体对应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我国国有经济布局的目标、总体思路及配套措施。     

西汉比胥鞬屯田与戊己校尉的设置

本文认为比胥鞬当在今鄯善,初屯时约有数百人。随着西汉屯田重心的北移,车师前部屯田人数逐渐增多。至元帝初元元年,汉置戊己校尉对车师前部屯田力量进行了整合,以戊己二校尉领护车师屯田。     

再论孔孟儒学与腐败问题--兼与郭齐勇先生商榷

本文试图通过与郭齐勇先生的对话,进一步讨论如何理解<孟子>文本记述的舜的两个案例和孔孟儒学在滋生某些腐败行为方面所具有的负面效应问题,并由此阐述在当前背景下提倡"后儒家"观念的理论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文学形式的论争不断 ,文言与白话、化大众与大众化、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艺之争 ,不仅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进程 ,也隐潜了传统与现代、启蒙与救亡、民族化与世界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对抗。虽然这三次文学形式论争在方式、取向、策略上有很大差别 ,但走的却是同一条道路———大众化、民族化。“大众化”、“民族化”在加快文艺的民主化进程 ,实现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同时 ,也使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体精神 ,并使整个社会逐渐滑入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主义———认为工农大众比知识分子具有更高尚的道德水准 ,不仅影响了文学的人学本质实现 ,而且也背离了现代启蒙精神。     

行政监察与业务稽核结合点探讨

监察和稽核同属金融监督形式,过去二者曾出现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的现象,缺乏紧密的配合、协作,力量分散、没有形成监督检查的整体功能。为了凝聚和发挥二者合力,探求执行县级中央银行职能的新路子,我们组成了联合监察稽核组,率先对波阳县农业银行人员最多,业务量最大的基层单位——珠湖分理处1989——1992年一季度三年多来的各项效能,开展了一次监察稽核会同活动试点。在试点工作中,我们研究实施了一套具体运作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学习系统观点 做好办公室工作

一、把握系统的整体性,力争优质服务 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认为,系统由要素所组成,是要素的有机统一体。系统同构成系统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同局部的关系。整体性是系统一个基本特征。系统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增强全局观念和整体意识,坚持系统高于要素,全局统帅局部,把全局利益和整体功能作为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党委办公室作为党委的一     

从鄂伦春族民间文学看其信仰习俗

鄂伦春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历史比较悠久,但可考证的史料却很少。因此,研究鄂伦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方面的情况,不能不依靠大量存在于鄂伦春民间的各种传说、神话,说唱、叙事歌及萨满神曲等。 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反映了鄂伦春族人民的原始信仰观念。即:万物有灵、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些信仰习俗对于鄂伦春族的风俗礼仪,尤其是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及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对自然的崇拜是人类最早的宗教、意识活动,也是对自然界最初认识的反映。恩格斯曾写道:“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历史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在人们头脑中获得这样的反映。”费尔巴哈也说过:“自然不但是宗教的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而且是它的始终如一的基础。”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几点看法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理论概括引起了人们的多种理解和争论、分歧.比如,有不少人就这样认为:邓小平的概括中没有提公有制、按劳分配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没有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似乎有些不全面.因此,如何理解邓小平概括的本来意义,澄清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混乱、错误的认识,确实很有必要.我们认为,不能孤立地抽象地静止地理解邓小平的新概括,即不能仅仅限于字面上的理解.他的论断是对过去人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理解的纠正、完善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论点的捍卫和弘扬.因此,我们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具有时代针对性地加以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的新概括之所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首先,是恢复和坚持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动力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就说过,我们不能理想主义地、而必须实践唯物主义地理解共产主义的本质.他     

老问题 新语码——也谈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研究

并非存在着“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化”的事实和必要性 ,中国文学近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未见得都是“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由“全球化”引发的“前沿”问题所覆盖的其实是中西文化关系这一百多年来百争不厌的老题目。但是 ,不同于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作家学者对“世界文学”怀有热情的期望 ,在近年来的“全球化”讨论中 ,人们更多地传达出对西方“话语圈套”警惕的态度。这一态度使目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处境微妙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研究还值得做下去 ,那便只有 :管它圈套不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