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

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作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经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贡献作过估价,进而提出“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这一论断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著作,同样也是适用的。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到1903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经过近二十多     

发展绿色产品的政策建议

绿色产品是环境保护实践的产 物,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 容。绿色产品的类别不仅涉及到生活 消费品的衣食住用行,还扩展到了生 产资料的化肥、建材、金属、机械等。随 着全球性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深入进 行,产品的绿色化将成为21世纪国际 市场的准入条件和竞争力指标,成为 各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政策和资金 投入的导向,进而成为消费者的主要 选择。我国绿色产品范围小、产值低。 没有规模效益。同时大多数绿色产品 科技含量低,绿色化程度不高,缺乏竞 争力。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顺应世 界产品发展潮流,必将大大减缓经济 发展速度与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因此, 研究绿色产品的科学涵义,探索适合 我国国情的绿色产品发展之路,具有 重要意义。     

电场的描绘

特殊仪器: 简易开关、一束连接线、零点指示器(微安计或耳机)、绘图纸(由学生自备)。 一般仪器: 场绘制图板和两个探针、导电纸与电极图、电源(1—3~v干电池或音频振荡器)。 实验目的: 通过等位线并画出电力线草图来考查电场的性质。 引言:电场是一个区域,在那里面出现的电荷都受到电力的作用。如果在电场中某一点电荷q受电场力F作用,每单位电荷所受的力就定义为该点的电场强度E。E的大小由下式给     

冲突与趋同:世界贸易组织法在欧盟的适用

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欧洲联盟(EU)在贸易法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WTO法与欧盟法关系上最有争议的方面就是欧盟否认WTO法的直接适用。一方面,欧洲法院经常主张GATT/WTO法不能在欧洲法律体系内直接适用,法院在许多案件中贯穿了这一原则。但另一方面,当认识到WTO法在一定程度上能约束其成员国尽快融入欧盟法律体系时,欧洲法院在某些案件的处理上又承认WTO法的直接效力。因此,WTO法、欧盟法和成员国国内法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如何减少冲突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人类的出现

最初的成就:直立的姿势直立的姿势是人类的根本特点之一。许多灵长类可以间断地完成直立的动作,但人类是能够完全直立起来进行活动的仅有的一种哺乳动物。从人类学(资料极不充分和极不完整)这个角度来分析,根本的标志是骨盆的结构和枕骨大孔的位置(通过它脑髓和脊椎内的脊髓相连,组成中枢神经系统,指挥全身活动)。生活在南美平原上的类人猿有一种在草原上进行观察的特长,既可以逃避凶猛的野兽,又可以发现捕获物。但直立起来行走还涉及到一系列的解剖学的演变,首先是手的全部解放     

繁荣文艺创作的必由之路——论作家必须自觉地深入生活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为了解决文艺与革命、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为了推动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发展,曾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原理,深刻地论证了革命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作家必须自觉地深入生活的口号。他在《讲话》中,不止一次地反复强调:“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经过四十年革命文艺的实践检验,证明这一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是促使作家和群众结合、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企业人核心能力的培育

马克思说:“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同样,作为企业所有的人构成的集合体——企业人,要真正形成核心能力,也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培育。 一、培育的目标和任务 1.精神状态(企业文化)。精神状态决定企业人工作的动力和效力。企业人核心能力培育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就是要调整好精神状态。主要通过提炼并灌输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制定并宣传企业远景目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大力弘扬先进典型等积极营造企业文化,用文化的力量来凝聚和激励企业人自觉克服精神状态问题,增强发展信心,激扬发展斗志,身体力行,开拓创新,积极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所引发的思考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人们所关注的城市化是如何扩大城市规模,如何改善城市环境,却忽视了其中所出现的农民问题,分离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与土地相分离成为新市民,但是我国征地制度尚不完善,对被征地的农民的安置办法也过于单一,安置费用相对过低,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等原因,致使农民在成为新市民之后,即失了地又失了业,生活失去了保障,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且,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国家要推行城市化就必须解决好迁入的农民问题,即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只有改革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真正实现以土地换社保、以土地换就业才能妥善解决农民失地问题,才能稳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前人讨论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虽然清楚区分了当时的"市民"与欧洲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显著差别,然立足点仍在于探寻"城市文化"之可能蕴含的"自由"、"新型"等等精神,因此明显带有某种理论的预设。若将两宋时期的城市居民视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市井文化"的特征,从表象看两宋市井文化清雅与市俗共存,骄奢与村愚并现。深入分析可见: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要素不断聚集于城市,相对于乡村,城市占有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执城市文化之牛耳者,仍然是官而非商。唐宋间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城居、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于是,从两宋时期起,社会文化的中心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     

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

宋政权一直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意欲恢复汉唐的辉煌,但在现实面前不断受挫,宋朝接待高丽使臣制度的流变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宋对高丽使臣的接待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宋初以东夷之国视之,进而不断提升,至仿西夏例,进而易为仿辽例,至南宋又有回落,最后失去直接的遣使往来。这一变化过程正是宋朝国力日衰及其在整个东亚世界中地位下降的折射。